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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家和他们的译作 20XX年1月5日，张玉书在北京去世;6月10日，郝运在上海去世;8月10日，巫宁坤在美国逝世。如果加上20XX年10月17日去世的江枫，20XX年8月6日病故的孙幼军，20XX年10月病故的草婴，20XX年7月去世的王永年，20XX年11月去世的杨宪益，20XX年10月去世的方平，20XX年10月去世的巴金，20XX年11月病故的施蟄存，20XX年8月去世的金克木和12月去世的卞之琳等等，你会黯然地意识到，中国老一代的文学翻译家凋零了一大批。 这些逝去的著名翻译家曾经给中国读者带来过那么多信、达、雅的译著！ 倘若把中国文学比作一棵树，老一代文学翻译家则可以比作树根。根有吸收、固着、输导、合成、储藏和繁殖等功能，文学翻译家对于中国文学的贡献也在于此。随着老一代文学翻译家渐成绝响，中国的文学翻译将会如何呢？ 时代一直在进步，我们有着老一代文学翻译家所没有的许多优势（比如发达的网络和更加丰富的翻译资源），理应为读者奉献更高质量的译文才对。但光是拥有这些优势还不够，翻译文学作品毕竟不同于翻译实用操作手册，文学性与艺术性才是最重要的—如今的一些译文最最缺乏的恰恰是这一点，因为有的译者自身的中文表达都没过关。 所以我觉得，鲁迅、周作人、巴金、茅盾、傅东华与施蛰存翻译的文学作品，以及伍光建翻译的大仲马、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瞿秋白和楼适夷翻译的高尔基、冯至翻译的海涅诗歌、张佩芬翻译的黑塞、李青崖翻译的莫泊桑、陆蠡翻译的屠格涅夫、李文俊翻译的福克纳、朱雯翻译的雷马克、王永年翻译的欧·亨利，还有赵元任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及续集、郭沫若翻译的《浮士德》、李霁野翻译的《简·爱》、乔志高翻译的《天使望故乡》等等，都是我心目中难以超越的译作丰碑。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曾经有多家出版社约我重译《王尔德童话》，而我每次都不好意思地谢绝了，理由只有一个：巴金翻译的《王尔德童话》是不可超越的经典，正如叶君健翻译的《安徒生童话》一样。 至于近年出版的外国新作，其译作往往不尽如人意，至少离老一代翻译家的译作尚有距离。这是为什么呢？我想说说我喜欢的一些翻译家和他们的译著，也许就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 伍光建和他的译著 伍光建先生的译著数量惊人，贡献极大。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了《伍光建翻译遗稿》。 当年，我买到伍光建先生翻译的《侠隐记》（茅盾校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初版，1983年2印）后，用三个晚上的时间读完，伍光建先生的译文实在太精彩了！我甚至觉得大仲马的原著恐怕也没有那么好。 之后又购了《续侠隐记》和《伍光建翻译遗稿》，但伍光建先生的译作还不止这些，他从19世纪90年代就开始译书，据说翻译过130多种文史哲著作，译文数千万字。 由于中英文都有相当造诣，伍光建先生的译文读起来极其过瘾，比如他翻译的《侠隐记》与《续侠隐记》，先后受到茅盾和金庸的推崇。可惜的是，市面上不但没有伍光建译文全集，甚至连他的译文目录似乎也难找到。伍先生于1943年去世。 茅盾和《文凭》译后记 《文凭》（丹青科著，茅盾译，上海永祥印书馆1946年7月初版，1952年2月六版），后附《译后记》，谈了译者对于翻译问题的看法： “我以为这问题最好是分开来看：就是理论文学的翻译和文艺作品的翻译，应当分别定一个现时可能而且合理的标准。在理论文学的翻译，我以为应当以求忠实为第一义……这自然不是说‘要忠实，就一定不能顺’，又忠实，又顺，绝非不可能。……主张但求读者顺口而不恤割弃或扭曲甚至于涂抹原文真实意义的办法，不但是对于原文不忠实，对于读者欺骗，而且是恶意的。至于对于文艺作品的翻译，自然最好能够又忠实又顺口，并且又传达了原作的风韵和‘力’。不得已而求其次，我以为第一应当要尽力传达了原作的主要的‘力’;因为‘力’—或详细说，一篇作品感动人之所以然—是文艺作品的生命，没有了这东西，就不称其为文学作品了。……向来所谓信达雅的说法不能机械地应用在文艺作品的翻译。在文艺作品的翻译时，如果能够达到第一目的—传达了原作的‘力’，则信与达自在其中。” 我想，这些文字应该能够启发如今的译者。 可是，茅盾所说的“力”，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我也无法给出明确的定义，但可以打个比方：有出版社嫌汝龙的稿费开价高，找别人来试译契诃夫小说。但最后，那家出版社不得不再约汝龙，因为谁翻译的契诃夫小说都不如他的翻译有味道。 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而这足以说明，汝龙等老译者之所以无法替代，是因为只有他们才能传达原作的主要的“力”。 傅东华和他的译著 收到《吉诃德先生传》与《堂吉诃德》第二部，立刻与杨绛等人的译文比较，感觉傅东华译文最风趣可读，而且不失典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