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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代女性乡土文学的地位和价值 摘要：现代女性乡土文学由女性自己创作，它关照乡村同胞命运，反思古老农耕文化、反映地域特色和社会精神的文学，其诞生并不算晚，且有诸如萧红、丁玲、冰心、杨刚、罗淑、雷妍等女作家的许多佳作。然而，无论从性别文化现实还是文学角度，女性乡土都是在场的缺席者，并没有得到充分正视。现代女性乡土文学对反映女性视域下的乡土世界、探寻女性与农耕文明的内在联系有重要的文学意义，其独特价值在于性别审美内涵：在乡土背景下对女性自身问题的探索更深入;对女性形象心理建设和生命力的体现更充分。 关键词：女性乡土;地位;文学价值;性别审美 二十世纪乡土文学的创作十分繁荣，现代作家走出乡土、接受新知，特别善于表现质朴的乡土文化，以觉醒者的姿态重新审视古老的农耕文明。乡土作为一种承载地域文化的符号也是具有性别属性的。然而，无论是乡土文学的创作还是理论建设都似乎屏蔽了女性话语色彩，当然这也源于女性解放的滞后。 一、女性乡土文学的地位：在场的缺席者 这样的剥离对现代知识分子意味着自由和解放的实现，但同样是背井离乡，对男子来讲是跨越式的放逐，最终还是有家可回，对女子而言却意味着永久的分离，没有回归的可能。因此，从文化现实角度讲，女子是没有乡土的，但也有丰富的乡土题材的文学作品。现代女作家的乡土创作不同于传统乡土文学中的“恋乡”主题，而有其独特文学意义和丰富内涵，不应被传统意义上的乡土文学所遮蔽。 （一）丰富而多元的创作 现代女性乡土文学是女性作家基于一定的乡土经验而创作的，其诞生并不算晚。 其实，冰心早在1920年就发表了一篇乡土小说《最后的安息》，关注妇女问题。陈衡哲的《巫峡里的女子》、冰心的《六一姊》和丁玲的《阿毛姑娘》等陆续发表，表明当时女作家从问题小说入手，关注农家妇女的朴实和痛苦，体现了对底层妇女的同情和观照。30年代女性乡土发展迅速而卓越，羅淑的《生人妻》、杨刚的《翁媳》和《桓秀外传》、丁玲的《田家冲》、罗洪的《稻穗还在田里的时候》等一大批女性作家从个人化的诉说逐渐走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视角向着乡村大众倾斜。其中，萧红因其大部分创作是乡土题材而进入了乡土的视野，她的《生死场》和《呼兰河传》更是女性乡土文学的经典之作。三四十年代女性作家的创作几乎与主流文学合流，女性乡土在沦陷区和解放区呈现不同的风格。其中沦陷区关于流亡之苦、怀念故国家园的主题较多，主要有白朗、萧红、雷妍、梅娘等作家作品;而解放区集中在反映根据地生活和土改斗争的主题，主要有丁玲、李伯钊、曾克、陈学昭等作家作品。 女性乡土作为女性文学中的一个类型，尽管有着多元而丰富的创作实绩，却承受被忽视、被淹没的命运，它一直徘徊在主流乡土文学之外，亟待获得应有的文学位置。 （二）忽视了性别现实的批评视角 二十世纪中国乡土文学因具有浓厚地域色彩和积极反映时代进程的特点而一直备受关注，众多理论家在乡土文学方面的研究探索积累了相当有益的经验，然而以此为据的理论研究大多沿用了男性话语世界的批评视角，却忽略了女人没有自乡土的文化现实。乡土的性别属性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 乐铄的《现代女作家乡土作品及其地位》[1]较早的在此方面做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充分肯定了现代女作家在乡土创作方面的硕果和地位，然而始终是比对男性作家的创作和延续传统批评视角选取女性作家作品，对女性乡土叙事的发展脉络和审美特色研究稍欠清晰。丁帆的《中国乡土小说史论》和陈继会的《中国乡土小说史》等理论专著都曾对萧红、罗淑、丁玲等女性作家进行评述，涉及女作家的论述比较泛泛，对性别意识的关注不够突出。对于个案研究最丰硕的是萧红。萧红是战争时期东北沦陷区的代表作家，其作品《生死场》和《呼兰河传》是带有浓郁北方特色的乡土作品。然而，大部分女作家未作为一个群体进入乡土文学批评视域，要么被排在乡土之外，要么默默成为潜流，其乡土叙事并没有得到充分正视。 目前，现代女作家乡土创作的相关研究是有基础的，但对作品的挖掘和整理还不够，对性别与乡土的内在联系和审美特色研究还不深入。 二、女性乡土文学的独特价值：性别审美 现代女性乡土世界丰富了传统文态下的乡土文学。尽管丁玲们多次表明“不卖女字”，而且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也呈现去性化创作风格，但文学想象的“性差”确是存在的。众多的性别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学的性别视域都有类似见解，比如盛英在《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2]导言中提到两性作家因生存环境和生命体验不同而看到的现实世界也不完全相同，李玲在《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性别意识反思》[3]中谈到男性作家在把女性客体化、对象化的文学现象，应该注意男女两性的差异性与平等性的统一。因此，创作主体的社会性别对乡土话语系统建构是有影响的，而这些蛛丝马迹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