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桓公之死谈起.docxVIP

从鲁隐公、鲁桓公之死谈起 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各诸侯国国君的地位和权威越来越受到挑战，避开令 人惊讶的频繁废立不谈，很多国君的非正常死亡现象更值得我们注意， 《左传》中就存在大量相关记载， 而鲁隐公、鲁桓公的死亡在其中是记载较为详细的， 本文将以此为中心发表一些粗浅的想法和认识。 对这两个事情，从《左传》、《史记》的相关记载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要 点： 其一：鲁桓公的继位和鲁隐公的继位都是非正常的。 首先，鲁隐公作为桓公 的同父异母兄弟继位是不合于礼法的。 《左传 ?隐公》云：“惠公元妃孟子。孟子 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 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 ”根据《史记》的解释， 隐公的母亲声子是惠公的继室，乃是贱妾，而桓公的母亲是“归于我”的嫡妻， 地位要比声子高， 所以，桓公才应当是惠公理所当让的继承者。 但是事实上却是 隐公获得了国君的地位，对于隐公继位， 《左传》明确指出“元年，春，王周正 月，不书即位，摄也。”“摄位”的特殊性就是告诉读者隐公不过是代行国君的职 责，而不能永久的占据国君的位置。 而隐公本人的一些行为也被后来学者们认为 是显示了隐公对非正常继位的顾忌。 比如“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 故为蔑之盟。”隐公和别的诸侯国搞好关系无疑是为了赢得他们对自己统治鲁国的支持。 而具有合法继承权的桓公不能继位的原因是年纪幼小， 像当年的周成王一样， 需要人代行权力。根据《左传》的记载，隐公似乎没有忘记自己的特殊身份，在若干年以 后，当羽父为了获得太宰的高位，向隐公建议杀掉桓公的时候，隐公说： “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 ”表明自己对国君位置自始至终没有眷恋，是要还政于桓公的。《史记 ?鲁周公世家》有所发挥：“有先君命。吾为允少，故摄代。今允长矣，吾方营菟裘之地而老焉，以授子允政。”司马迁认为 隐公继位是出于先君之命， 某种程度上对他的摄位赋予了合法性。 这一点和《左传》的模糊记载相比较是有差距的。 这里暴露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继承制度遇到特殊情况时， 到底是严格遵从制度还是有所变通， 这种继承事实上的变通究竟会导致正反两方面哪种后果， 是值得谨慎思考的。 正像周公辅政的问题历来受到无数争论， 得到截然相反的结论一样，隐公的继位也存在值得怀疑的地方， 春秋时期，周王朝所建立的一套继承制度能否像建国初期一样一丝不苟的执行下去， 能否继续起到稳定国家政局的作用，是很值得怀疑的。 继承制度实际操作中往往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越到礼崩乐坏，大夫实力增强，可以左右诸侯国政权的时候，血缘关系、嫡庶尊卑在权 术斗争中就演变成了斗争的砝码和工具， 而不仅仅是当时人们应当完全遵守的制度和规则了。桓公的继位就证明了这一点。 桓公的继位某种程度上是鲁国国内士 大夫政治权力斗争的结果。 羽父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主动和隐公合作， 希望通过杀掉国君合法继承人的方法换来自己的政治地位， 这种和国君明目张胆、 实质上对等的权力交易在西周初期是无论如何不能想象的。 在遭到隐公的拒绝后 （无论历史事实是否如此，我们只能依据现存的历史文献了解） ，羽父为了自身利益，立刻转向了桓公，这种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只能说明这是一场政治赌博和政治游戏，在羽父看来，无论桓公、隐公都只是自己政治利益的赌注而已，可以随时放 弃甚至毁灭，很难谈得上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维护和对君主的忠诚。 正是在士大夫权力的斗争中，桓公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 桓公的继位权力按照 《左传》和《史记》的逻辑是名正言顺的，尽管桓公继位是通过臣子不正当的弑君手段实现的，《左传》在桓公元年还是一本正经的记载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在记 载者看来，桓公的继位才是符合礼乐规则和周王朝制度的， 是值得肯定的， 是合法的。而对那个被冤杀的隐公似乎没有寄予更多的同情。 其二、桓公的被杀和他的婚姻有莫大的关系，其中也透露了许多《左传》 写作的特点和主导的思想意识。 谈到桓公的婚姻， 自然也要提到文姜。 文姜在桓公被杀的过程中起到了一个导火线的作用。 《左传》的作者早就在正面、侧面分别叙述了桓公这种下场的必然性和可能性。首先，从正面记载看， 《左传》暗示了文姜和齐侯的非同一般关系，类似的记载从桓公被杀前一直延续到桓公被杀后。在桓公被杀之前，“齐侯送姜氏于讙，非礼也。凡公女嫁于敌国：姊妹，则 上卿送之，以礼于先君；公子，则下卿送之。于大国，虽公子，亦上卿送之。于 天子，则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国，则上大夫送之。”这样一条记载说明了 齐侯的无礼， 暗藏伏线，这种无礼的行为背后隐含着众多的内容， 主要是暗示齐 侯的行为一定会导致某种后果， 而且这种无礼的行为往往会指向恶劣的后果。 鲁 桓公死于齐国就印证了这一点，在这件事情发生后， 《左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