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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气候外交战略 上世纪末期以来，全球气候变化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热议的话题之一，气候外交也成为全球外交领域的热点。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外交实践中，中国既要有效回应国际社会的要求和期待，又要兼顾本国的发展需要和适应能力。中国在不断调整和改进的过程中，逐渐摸索出了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气候变化战略及与之相应的外交政策。 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引发的世界政治格局演变 根据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气候变暖和反常气候现象增加是气候变化的两个基本趋势。这个结论是以科学检测为基础，以大量的科学数据为依据的。这一科学界的主流观点在国际关系领域达成了共识——全球气候确实在变暖，且这一后果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导致的，其负面影响涉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诸多方面。气候变化在改变自然界的同时，也改变了人类的生活，进而改变了国际关系的议题。 气候变化逐渐成为国际政治博弈的焦点问题，气候变化影响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动。一方面，多数国家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紧迫性认识基本一致，态度明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签订，就是国际社会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而共同努力的成果。但另一方面，国家利益的不同又使各国之间在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充满了矛盾和分歧，甚至影响了原本良好的国家间关系。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目前世界各国利益交错纵横，形成了复杂的国家利益集团，基本形成南北两大阵营、三大联盟、多个主体交织覆盖的利益格局。利益各方围绕主导权、发展权与生存权展开多重博弈，围绕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展开斗争与合作，这一切都标志着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国际关系正在针对新的形势发生着调整与变化。 虽然各国间的矛盾纷繁复杂，但是，最显著、最根本的分歧还是在南北阵营之间，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已经明确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生效的《京都议定书》对发达国家规定了具有约束力的减排义务。但长期以来，由于南北两大阵营的利益和关注点存在较大差异，目前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共同的、无差别的减排义务，强调当前的成本和未来的影响，主张制定统一的环保政策，从气候公约谈判开始就不断地要求发展中国家尽早承担减排或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而发展中国家则要求发达国家承担历史排放责任，履行《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发达国家的减排义务，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的援助，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希望尽量推迟自身承担减排义务的时间。各国在气候谈判过程中进行博弈，形成了三个气候联盟，分别是欧盟、以美国为代表的伞形国家集团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集团。从世界各国在气候变化领域斗争与博弈的前景看来，摩擦与分歧将遍布气候谈判的各个方面，如果处理不当，很可能引发安全危机。 中国气候外交战略的立场与改进 中国政府一直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采取原则性与灵活性并重的气候外交战略。中国是相关国际谈判的积极参与者和重要成员之一，参加了所有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积极推进了多项双边和多边气候合作。中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在“77国集团加中国（G77+China）”的模式下，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轨迹和相应的内政外交政策可以从历次国际谈判立场的态度与变化中得到体现。 中国气候变化战略的一贯立场。中国的气候变化战略中有两个问题是一直坚持不变的。一个是关于减排义务，坚持中国在现阶段不承担任何减排义务。目前中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阶段，人口增长和城市化是推动中国能源需求和排放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中国人口在2050年达到16亿以前，仍呈增长趋势。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决定了中国不是缺乏减排的政治意愿，而主要是缺乏减排的能力，因而无法承诺减排义务。中国对外不做出承诺，同时在国内积极行动的立场，是权衡利弊后的理性选择。尽管在不同时间或场合，中国对该立场的具体表述有所不同，但至今这一立场没有任何本质的变化。中国拒绝接受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量化减排标准，这一点一直是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底线。另一个中国始终坚持的原则是，反对将气候变化与其他问题挂钩。近年来的国际气候谈判中，发达国家有通过其他问题向中国施压的动向，尤其是利用国际贸易中的关税问题，以期加大中国的减排压力。对此，中国虽然在态度上坚持反对，但是在行动上必须早做准备，积极面对气候变化与国际贸易挂钩的趋势。 中国气候变化战略的改进调整。在坚持不承诺减排义务和反对与其他问题挂钩的同时，中国近年来的气候变化战略也有所变化。主要体现在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及相关领域推行了更加灵活和积极的举措，展示出中国开放、合作的态度。其一，中国对清洁发展机制（CDM）的态度从质疑犹豫转向积极参与。清洁发展机制的本质是温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