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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基层社会的深层权力秩序 李友梅 作者简介：上海大学教授 上海市高校社会学“E 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近十多年来，我国城市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单位制、户籍制和 “街-居制”构成的城市管理制度结构已经松动，社区建设全面启动。在这些变化过程中， 城市居民的身份、城市基层的社会整合方式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趋于复杂化。上海城市行 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使原来的 “两级政府，一级管理”转向 “两级政府，两级管理”，继而又 转向 “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而在这个改革实践的进程中，出现了两条变化的 轨迹，一方面国家权力继续往基层社区组织延伸，基层政权建设不断强化，另一方面基层社 会的活动空间在不断拓展，不同组织的行动逻辑交织在一起。由此可以看到，国家与社会在 基层社区最现实的生活层面相遇了1 。由此而引伸出的问题便是，基层社会的权力秩序 （或 者说整合方式）是怎样的？其内在逻辑何在？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正基于此，本 文试图研究上海城市的一些基层社区组织之间的关系来揭示最基层社会的深层权力秩序，而 这种权力秩序不是已有的研究范式所能完全解释清楚的。 一、城市基层社区日趋复杂的社会空间 我们考察的是上海市徐汇区康健街道下属的基层社区组织。康健街道成立于 1993 年， 行政办事处和党工委同时成立，并以此作为街道领导层，下辖 25 个居民区和 25 个居民区 党支部。目前，街道区域内既有普通住宅，也有高档别墅，居民总体生活水平在上海市区属 于中等偏上。康健街道成立之际，正值上海的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速度明显加快， 职业流动更为频繁，各类社会组织迅速发育之时。这种趋势使人可以推测，城市基层社区的 社会运行方式将会出现大的变化。1997 年，康健街道的居民区相继出现了业主委员会、物 业公司以及其他自发的娱乐性社团，由此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居民在日常社会生活中需要 自理的事务开始增多， “街-居制”的管理范围变得局部化了，传统的以行政为主体建构的 社区权力秩序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街-居制”处于城市行政管理系统的最基层，其管理对象是具有行政属性的居民，即 户籍居民，我们称它为 “单一社区”。随着 “街-居制”的管理范围变得局部化，基层社会 的生活框架因此出现了新的形态。1990 年代中期开始，康健街道的绝大多数户籍居民已是 房产所有者，他们成立了体现其房产所有权的业主委员会，成为小区物业公司的雇主，因此， 他们的身份属性中既有地方政府行政的特征，又有个体产业的、民间社会和市场经济等多方 面的特征。这表明现时代意义上的居民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所构成的共同体不再局限于“单一 1 社区”，而是与多种共同体相联系的复杂体，我们称之为 “复杂社区”。为了便于分析，我 们在此将“单一社区”的成员称为“单一居民”，将 “复杂社区”的成员称为“复杂居民”。 正是由于 “复杂社区”和 “复杂居民”的存在，与其相应的多样化的管理组织出现了，随之 作为“街-居制”的行政管理组织（比如居委会）的功能也被相对化了。 上海市于1990 年代中后期，在 “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基础上，提出了 “两级政府， 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城市行政管理新体制。新体制的投入运行表明了原来的“条块分割” 向“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转变，但这个格局的转变是在一个有边际界限的行政区划的空 间内进行的。以某种方式说，新体制是一种面向基层社区的权力下放，但仍然立足于“街- 居制”，甚至比以往更依赖 “街-居制”的力量。现实中， “街-居制”这个 “单一社区”只 是“复杂社区”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新体制的管理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单一社区”。 那么，新体制的作用如何才能覆盖“复杂社区”，这个问题的解决则要求新体制必须从传统 的行政框架之外寻求一种可行的途径。 “复杂社区”日常社会生活的管理，通常是由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来承担的，在 康健街道，人们称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为 “三驾马车”，并视它们为基层社区生活的 “管理中心”。从形式上看，居委会与国家基层政权相联系，业委会与房产所有权相联系， 物业公司与市场经济的自治权相联系，它们之间没有隶属关系。而且，由于居委会是科层结 构的行政组织，业委会是网状结构的社会组织，物业公司是线形结构的经济组织，它们在各 自的工作中分别遵循的是等级科层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