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治理体系中“社会隐没”现象的历史渊源回眸与探寻.docxVIP

中国治理体系中“社会隐没”现象的历史渊源回眸与探寻 〔摘要〕 “社会隐没”是转型前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那时在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中，社会自主空间近乎完全隐没。追溯这种现象的历史渊源，文章认为其背景在于中国传统宗法伦理社会“超自然魅力”的“祛魅”和“解构”，其逻辑起点则源于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与西方启蒙话语体系的耦合。正是这二者的耦合，20世纪上半叶、乃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铿锵有力的革命话语一直主导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运行，并使“社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一度近乎完全“隐没”。 〔关键词〕 转型前;中国治理体系;社会隐没;历史渊源;回眸与追问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9）06-0088-08 “社会隐没”是转型前中国政府治理体系的突出特点，那一时期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比如“穿什么衣服、留什么样的发型、读什么书、说什么话、种什么花、养什么鱼等等，领导和同志们都要关心，……弄不好你还会因为这些在今天看来纯属个人的无关紧要的鸡毛蒜皮的事情被拉到大会上批斗”[1]（87）。一言以蔽之，当时人们的私人空间几乎完全隐没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公共领域之中。这种现象的出现，显然与自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存在较大的落差。因此，探讨这一现象的历史渊源，追问其内在逻辑，对于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弄清中国社会发展的独特性，具有极强的理论价值。 一、 “社会隐没”现象历史渊源起点前的 中国：在传统“中华礼制”社会中 社会没有隐没 近代中国社会的起点肇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正是184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使古老的中国发展轨迹出现了突变，从此开启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航程。对此，上世纪20—30年代梁漱溟曾做过较为直观的评说。梁先生指出，以“中华礼制”为基石的中国古代宗法伦理社会，在中国延续“二千余年，假如不是近百年来近代西洋影响，中国历史突起变化，还望不见它的边涯” [2]（150）。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梁漱溟先生的观点有失偏颇和主观，但它还是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上述二者间的关系。因此要深入地探寻转型前中国治理体系中“社会隐没”现象的历史渊源。而作为一个前提和背景就不能不谈其起点前的中国社会，即以“中华礼制”为基石的中国古代宗法伦理社会中私域是否存在，社会是否隐没的情形。 鸦片战争前，一直上溯到西周、尤其秦汉以后，从考古资料和历朝历代留下的典籍记录等来看，思想界较为一致地认定古代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以“中华礼制”为基石的宗法伦理社会。这一点，不仅汉人建立的王朝是如此，而且来自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精英所建立的王朝亦是如此。在中国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不论是五代十国的王公贵胄，还是辽金元清的民族精英，只要历史将其推向政治舞台，那就必然要学习和效仿中华体制……最后融入中华礼制大体系”[3]（309）。 至于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基石的“中华礼制”，纵览从西周、尤其是汉唐一直至明清古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疏理自西周以后三千余年来的历史典籍，不难看出其最为核心的理念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1.“孝义”。“孝治天下”是鸦片战争前中国古代社会的立国之本。早在西周时期，周公在告诫康叔的诰书中就把“不孝不友”列为“元恶大憝”[4]（254），《周礼·地官》中更是把“不孝之刑”列为刑中重刑，排在各种刑名之首。汉唐以后的历朝历代更是如此。《唐律疏议》中明确把“不孝”界定为十恶不赦的重罪，其后的宋元明清各朝也全都沿袭了这一做法。2.“皇帝的神性——宗教角色”[5]（61）。在鸦片战争前一直追溯到秦汉时期的中国古代社會，皇帝被称为“天子”，被认为是国家祭典中最高的神——“天”的代表，“王者受命而起”[6]（265），奉“天”承“运”治理国家。因此，他一开始就“自然带有‘奇里斯玛的’（charismatic）特性”，并天然地享有“代表国家，运用他的道德的‘奇里斯玛’来教化百姓”[7]（138）的权力。3.儒家伦理教义。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尤其是宋明理学兴起之后，儒家经典教义一直就是规范中国古代社会的最主要的行为准则。正因为如此，“两千年前成书的关于传统生活方式规范的百科全书性质的《礼记》和宋代朱熹加以发展的《朱子家礼》，直到清末乃至民国期间，仍被奉为圭臬”[8]（369）。 需要强调的是，在以上三者中，“皇帝的神性”是重中之重，另外的两者服务于它，并在相当程度上从属于它。其中“孝义”通过强调和突出血缘情亲中的“伦”和“序”，移孝为忠服务于前者;“儒家伦理教义”则通过其所倡导和宣扬的“忠”“孝”“仁”“义”“礼”“智” “信”等一序列的单个价值范畴，以及由这些个别价值组成的以修身、经世、三纲等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