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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礼法的古与今 【摘要】从时间维度看，中国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再逐步过渡到现今的社会主义社会，其间统治阶级的统治手段和意识形态也不断更替发展，然而作为上层建筑的德、礼、法始终作为国家治理和社会秩序维持的核心手段。本文探讨了德礼法内涵及关系的古今变迁，分析出现代中国之法律至上体系所引发的德礼法文化共同体分崩离析之毒，并提出关于法治文化共同体的复原与创新的思路。 【关键词】德礼法；法治；文化共同体 一、引言 清末修律掀起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浪潮，随后政权的两度更迭使民众对政治民主化与法制化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新中国在变革与改革中历经了“风雨苍黄六十余年”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宣布建成也为现代中国法治烙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然而，在法治的宏伟蓝图下，各类社会问题的层现叠出使大众备感错愕，如，“空姐代购被判刑②”引发了“法不责众”的大众质疑；“碰瓷儿”事件使老人摔倒无人敢扶。如此地重重非难，不由地扪心自问，现代法治的人文关怀去了哪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去了哪里？考究现代化浪潮于中华民族而言的优劣得失务必站在横向和纵向的综合维度下寻求答案。因此，再度反思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以纵向的历史观来思考现代中国的法治走向是有现实价值的。 二、古代中国之德礼法文化共同体 古代中国，德礼法三者“浑然一体”，如朱熹语“天理即法”，这里的“天理”指的就是伦理纲常。“浑然一体”，并不是指三者在意识形态上毫无区别，相反，从产生的时间来看，礼是早于法的。之所以说古代中国是一个礼法结合的文化共同体，是因为德礼法始终朝着治国治世这一价值目标不断融合。据学者马小红的研究论证——礼与法的结合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一即夏、商、西周的“礼治”时代，此时法仅作为礼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二乃春秋战国至秦的“法治”时期，此为礼治衰败而法治兴起，重制度而轻道德的时代。三则汉中期以后的礼法结合时期，此为以法为制、以礼为灵魂的时期。[1]因此，不难看出，礼是古代中国的法，古代中国通过“礼治”来统一人们的思想、指导人们的言行。“礼治”即德礼法共同之治，是“由里及表”的[2]。从这个层面上讲，古代中国的德礼法是“浑然一体”的。 从另一个层面讲，据费孝通先生所言，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3]乡土性的社会注重伦理道理，这种“伦”就是“把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4]。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私人联系的增加[5]，即社会关系是伦理道德、礼仪规范作用力的结果。因此，古代中国差序格局的熟人小社会是由私人意识形态共同调整的。 综前所述，无论从宏观大社会还是从微观小社会的角度考究，历代王朝在国泰民安的历史使命下，充分绵延孕育了德礼法文化共同体，中华法系亦由之而生。 三、现代中国之法律至上体系 西方法治运动的成功、中国制度劣根性的倍显促使中国主动自发地进行外源型的法治运动，开始推崇“法律至上”的治国方略，其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将法和其他意识形态区分开来独立地作为政治手段和思想手段。提升制定法的地位、改革国家机关的格局、调整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定式，……，这些以“法治”为口号的现代化运动无一不是中国转型的最鲜明的徽章。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最传统的德礼法在现代化浪潮中逐渐分崩离析，从融合走向分离，从“浑然一体”走向“层级分明”。法，特别是现代意义的制定法，占据了教化人们生活的主流。这种法律至上的极端格局是效仿西方的现代化果实，与传统中国德礼法文化共同体风格迥异，其社会治理的效果解析如下。 四、德礼法文化共同体分崩离析之毒 德礼法三者在古代中国发展进程中彼此互补和牵制，和谐共生。由于历史的物质客观性，作为上层建筑的德礼法是有其特定的涵摄比例及制约关系。然而中国现代化道路中，法地位的提升却意味了德礼的指导地位在下降。德礼法的现代化分离意味着选择和取舍，作为最高层级的法却以最低标准为价值导向，这种“最低标准”已然成为了现代人行为准则，从而德礼的教化范围却大幅缩水。易言之，现代中国是一个失德失礼的社会，亦未必不具有可信度。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现代中国在立法以改革的大背景下，作为德礼所涵盖的部分，对法的无孔不入势必感到无所适从。由于传统中国的现代化演进是被迫的，而我国尚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征程中，习惯了传统文化共同体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法，国民对现代法律的集体信念尚不深刻。在未能准确地领悟现代法律对社会秩序的构建与维系时，国民偏颇地以为现代法律是社会秩序的唯一衡量尺，而过去那个复杂的德礼法评价体系随着“依法治国”运动如火如荼而日渐消弭。制裁的压力和解放的抒压使国民对法律的忠诚日渐亲厚，逐渐习惯于以法律简单明了清晰生动地判断是非曲直。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