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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发展思想研究 当前国内外的社会现实是我国选择包容性发展的现实基础，包容性发展充分展示了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根本保证。 一、中国提出包容性发展的根据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巨潮沿着从农村到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的路径流动、激荡，给流入地注入了巨大的经济活力，给当地社会发展带来了新气象。然而，当来自五湖四海、口音南腔北调的人们，闯入原来相对平静固定的城市生活时，缓解因城乡习俗、观念有别造成的冲突与矛盾，成为当务之急。当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人们为生存与利益产生矛盾时，更好地兼顾各方利益，尤其是让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能够有效表达、正当权益得到维护，变得非常紧迫。在社会流动加剧、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的时代，如何使不同人群和谐共处，携手融入不断发展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成为社会管理的一个新课题。 当前我国的社会现实让人喜忧参半。一方面，各种“新市民”政策在各地落地生长，外来人口享受均等化服务日益普遍。无论是江苏昆山以“一视同仁、人人共享”的发展理念获“联合国人居奖”，还是浙江杭州图书馆内农民工和拾荒者自在学习的身影，无不表明在包容性发展思维下，“社会融合”正在成为管理者们的自觉。另一方面，外来人口的“进城”之路远非坦途，户籍制度的门槛、用工制度的壁垒、利益呼声的沉没、讨薪历程的艰难、社会歧视的冷眼，有形无形地把“异乡人”推向城市生活的边缘地带，造成了“社会拒人、权利亏人、心理贬人、文化伤人”的“社会排斥”现象。排斥造成隔阂，更给社会留下深深的裂痕。社会学家对此不无忧虑地指出：“各种社会排斥过程无不导致社会环境动荡，终而至于危及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 当下国际上主要工业化国家也在经历着这种社会治理进程。从普遍采取“关门政策”到有序开放、从全面排斥到促进融合，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府，现在也纷纷致力于当好“裁判者”和“服务员”，协调好不同民族、不同来源地居民的利益，解决好不同诉求、不同文化的社群矛盾。融合则和谐，排斥则俱伤。从去年的亚运会到今年亚洲博鳌论坛，作为亚洲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中国一再地向世人传递着和谐、和平、合作的信息。从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海啸和核泄漏到中东动乱，再到科特迪瓦、利比亚战乱，人们看到和谐的环境弥足珍贵。“求同存异、和谐发展”是当今世界必须面对的话题。胡锦涛同志在亚洲博鳌论坛上的演讲中提出了“包容性发展”的理论，通过金砖国家（俄罗斯、巴西、印度、南非、中国）元首会议传递出和平发展的主题，求同存异的包容性发展理念，使亚洲周边国家在和谐、和平、合作的环境下大力发展，共同前进，让世人看到一个成熟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二、包容性发展的内涵 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担当起了大国的责任，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当前、重在长远的经济政策，经济实现回升向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劲引擎。在这个关键时候，中国高瞻远瞩，提出包容性发展概念。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应该坚持发展经济，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增加社会财富，不断为全体人民逐步过上富裕生活创造物质基础。”对我国和国际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是中国改革发展30年来的经验总结，是值得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借鉴的。胡锦涛同志指出：“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才是建立在民生基础之上的鲜活民主，这也是中国30年改革开放逐渐认识并明确的一条光明大道。中国共产党正在为这个宏伟愿景而努力奋斗，也得到了她领导的人民信赖和期待，同样也是世界各国政府探索和实践的模版。 “包容性发展”对于中国而言，决不仅仅是一个理念。11月23日，胡锦涛同志在访问印度期间，在印度科学宫发表了重要演讲，他说：“中国先哲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一思想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价值观念。中国自己要发展，也希望同其他国家和谐相处、互利合作、共同发展。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表明，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中国永远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正像胡锦涛同志所说的那样，中国是包容性发展的积极倡导者，更是包容性发展的积极实践者。不论是包容性发展这个概念本身，还是我们对这条道路的选择与钟情，都蕴含着丰厚的中国因素，闪耀着深远的中国智慧。 三、包容性发展源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 中国文化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