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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中国化与中国化《资本论》研究述评 摘要：对《资本论》研究的“研究”，不应仅仅作为“叙述”，而应同时作为“研究方法”范畴处置；它的思想来源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理论高度相应是马克思在其中确立的工作典范。因此，它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文献综述”，基本做法是“史”“论”结合，并以史见论。中国化是《资本论》研究中抽象出来的、并逐渐稳定化的一个民族工作范畴，是“以中国人的资格”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形式，是特殊方法论经济范畴。显然，它以“辩证法范畴”形态升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工作内涵。通过对《资本论》研究的三部代表性著作的勘察与比较（《中国经济原论》、《鲜活的资本论》、《保卫〈资本论〉》述略），可以察知：中国化意蕴之经济范畴是抽象与具体（规定）之统一，这些性质集中体现在《资本论》“体”、“学”、“用”的辩证环节中。具体而言，《中国经济原论》开创了广义政治经济学架构的中国化路径研究，《鲜活的资本论》是对此路径的“一种修正”，而《保卫〈资本论〉》则是“总体研究”的回归。上述批判路径的“综述”凸显了大写逻辑之“主观批判”，活化了有关中国化“深层境界”之讲述。 关键词：《资本论》；中国化；历史阐释学；发生学；本体论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资本论》与中国经济学实践创新研究”（15YJA790073）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17）03-0005-13 一、总论：《资本论》的“体”、“学”、“用”建构 《资本论》到中国来映入人们眼帘的恐怕首先是“学”与“用”二字。我们看《保卫〈资本论〉》怎样说：“时值五四运动浪潮兴起之际，标志性事件是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中国的译介和流行。其初译者陈溥贤于1919年5月起在北京《晨报》副刊上连载至11月（初名《马氏〈资本论〉释义》）。较早的译者还有戴季陶（1919年至1920年）、胡汉民（1927年）以及汪馥泉（1930年）。陈溥贤译本（《马克思经济学说》）商务印书馆1920年出版；戴季陶、胡汉民译本（《资本论解说》）上海民智书局1927年出版；汪馥泉译本（《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神州国光社1930年出版。”① 以《资本论解说》为例，戴季陶强调：“马克思的资本论，不是很容易了解的书，更不是读一两篇小论文便随便讲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如何。”② 王亚南后来进而强调：“大家都普遍感到《资本论》难学，这不仅在我们中国是如此，外国也一样。”③ 这些言论是对马克思的评说的回应：“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这已经由对这一方法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评论所证明。”④ 《资本论》的“学”与“用”大体上说的是“理论”、“方法”（方法论和逻辑）、“应用”三者的关系，而又把重点放在了“用”的层面，以“运用”总揽。这里面需要强调一点：体是用的前提。《资本论》之“体”是学说之体和历史之体的合一，中国早期研究普遍侧重在对“学说之体”的把握，由此产生这个前提下“学”与“用”的直接涵义：“第一，学习《资本论》需要有丰富的广泛的经济知识、历史基础知识以及文学和哲学知识。我们都很清楚，《资本论》所引用的经济材料、经济史材料是非常丰富的，它不只是一部经济学的书、经济史的书、经济思想史的书，并且还是一部哲学的书、历史的书，列宁就曾说它是一部活的辩证法……（因此）《资本论》作为一部政治经济学论著来学习，所需要的关于经济理论与史实的准备知识，那是非常明白的……所有上面这些例解，说明较广泛的文化的、历史的、知识的要求构成了我们学习《资本论》的第一个困难。”但历史之体的问题始终是存在的：“第二个困难，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上所感到的困难。理论联系实际有两层意思：一是理论研究要结合到我们当前的政治任务，这是属于方向性的问题；一是所研究的理论必须回到理论所抽象出来的现实情况中去，才能有较正确的理解，这是属于方法论的问题。”⑤ 这意味着，学说之体的研究必须深入到历史之体中，乃至实现二者的合二为一，达到“体用结合”意蕴的中国运用。这就有了新近体识：“《资本论》三卷的内容博大精深、卷帙浩繁，非专业者难以尽读其内容。”但是，“《资本论》作为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经受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始终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习近平语），“是经典的经典”⑥。 从另外的方面看，研究高点始终是内置问题，是以逻辑还是以历史工作本位为制高点，向来是一个争论。前者贯彻的是阐释学原则，以逻辑为理解制高点，对理解进行“理解”；后者贯彻的是发生学原则，以历史工作本位为制高点对理解进行“还原”，进而释放“理解”，回归行动。就前者而论，容易形成“纯建构”或“建构至上”（理论建构主义）路径，即逻辑本体论架构下的“逻辑起点——体系构筑”。其优点是凸显了批判基礎上的“理论建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