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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潮激荡中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打开文本图片集 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荡，中国人民有了新的觉醒，特别是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不断探求改造中国社会的新方案。在这一过程中，各种新思潮纷纷涌现、竞相斗胜。但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的阵营也逐渐发生分化，出现了以什么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激烈论争。其中，胡适挑起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遇到的第一次重大挑战。长期以来，由于时代变迁和个人认知不同，学界对这场争论的看法几经变化，至今仍然存在不少争议。如有的学者试图为胡适翻案，而有人则坚持“‘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案翻不得” 。那么，这桩公案的是非曲直究竟如何？显然值得我们再予辨析。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来龙去脉 1919年6月，《每周评论》主编陈独秀因散发爱国传单被捕，胡适接任了该刊编辑工作。7月20日，他在第31号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劝说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因为“‘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在该文中，胡适还嘲讽说：“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 胡适文章发表后，首先是研究系的蓝公武在《国民公报》发表《问题与主义》一文与之商榷，着重从哲学的角度阐述了“主义”的重要性。不久，在家乡避难的李大钊也致信胡适谈了一些意见，后者为它加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的标题登在《每周评论》第35号上。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首先针对胡适“少谈些主义”的主张明确声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接着又指出：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准则，所以谈主义是必要的，如果不宣传主义，没有多数人参加，不管你怎样研究，社会问题永远也没有解决的希望。 针对胡适反对“根本解决”的改良主张，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阐明了中国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寻求解决的革命主张。他指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庭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生机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针对胡适反对阶级斗争的观点，李大钊强调：阶级斗争学说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内容，要解决经济问题，就必须进行阶级斗争，进行革命；如果不重视阶级斗争，“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 李大钊此文刊出后，胡适又在《每周评论》第36号上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继续阐明自己的观点。而他撰写的《四论问题与主义》刚在第37号排版，《每周评论》就被北洋政府查禁，“问题与主义”之争遂告一段落。 学术界的主要争论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问题与主义”之争存在着不同看法，近年来更是聚讼纷纭。具体说来，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性质 国内学术界的传统观点认为，这场论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改良主义的最早的一场激烈的斗争” ，“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次思想论战” 。 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此有了一些新认识。如有的学者认为它只是五四“新人物”内部不同意见的讨论，是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内部一次对现代中国思想发展和中国历史命运的理性讨论，是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的思想分歧。论战双方尽管思想信仰上各有不同，但究其实质主要还是一种思想学术的研究和探讨，并非政治的分歧。此外，还有研究者索性否认“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一场论战，因为它持续“时间很短，参与者仅三个人，发表文章共五篇，尤其是李大钊仅写了一篇，很难称得上是一场‘论战’。” 但也有学者不同意上述观点。他们一方面通过发掘史料来努力论证“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论战性质，指出它延续的时间很长，范围遍及全国，绝不是只有三个人参与、共发表五篇文章的事件，应该说是一场论战。另一方面坚持认为：“这场大论战是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中国的最初一次激烈的较量，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翼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的一次不可调和的斗争”，“是关系到近代中国要不要革命，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原则论争，是涉及近代中国社会和历史走向的根本分歧”。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