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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新儒学的“中国特殊论”辨析 摘要：现代新儒学以中国有落后的生产力，有特殊的社会结构和特殊的文化而拒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中国特殊论”无论是对中国社会还是对中国文化的认识都是不正确的。列宁的“社会主义可以在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都是对“生产力落后论”的最为有力的回击。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中国国情所作的分析，说明现代新儒学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把中国文化和儒学等同，夸大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差异性，使现代新儒学不能正确说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涵义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传统文化不能简单理解为儒学，更不能简单等同于儒家的“心性之学”。马克思主义不否认中国有特殊的国情及特殊的文化，但反对“中国特殊论”。 关键词：现代新儒学；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G04；B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1.01.015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非马克思主义以形形色色的理论否定和拒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中，现代新儒学所提出的“中国特殊论”是一种似是而非，看似合理，实则错误的理论。它突出强调中国问题、中国文化即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借以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分析和批判这种理论，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现代新儒学的“中国特殊论”，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特殊生产力论；二是特殊社会结构论；三是特殊文化论。本文分别对这三种理论进行剖析，并指出其中错误之所在。 一、现代新儒学之生产力落后论及其错误 在现代新儒家中，冯友兰是生产力落后论的代表人物，他对中国特殊性的认识是以突出强调中国生产力落后为特色，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根据是认为中国生产力落后，工业不发达，而马克思主义只有在生产力发达的国家才能实现，所以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 冯友兰用“理气说”来分析中国社会。他认为，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是由关于此种制度的“理”规定的，然后由“理”变为“事”；每一种社会生产制度由可能转化为现实还有待于“气”，这“气”就是生产工具。生产工具的社会化，是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实现的条件，所以在生产工具还很落后的中国，要谈社会主义或共产阶级根本“不合国情，都是空谈无补”。他说，近代式国家的要素是工业化，有了社会的工业化，人的生活方式自然改变，“德先生”、“赛先生”自然会有人拥护；没有工业化，只讲“德先生”、“赛先生”，就是纸上谈兵。“中国现代最大需要，还不是在政治上行什么主义，而是在经济上赶紧使生产社会化，这是一个基本。至于政治上应该实行的主义是跟着经济方面的变动而来的。”[1]334-335 在近代中国，“生产力落后论”应该说并不是冯友兰的一家之言，而是一种比较盛行的观点，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实业救国论”。其后，许多非马克思主义都以中国生产力低下为由，说明马克思主义不适合生产力水平还很落后的中国。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展开的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争中,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由就是中国缺乏搞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指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开发实业和发展资本主义，而不是宣传社会主义，更不是进行社会主义运动。他们以国家资本主义不发达这一事实，认为社会主义只适合于近代欧美的大工业制度，不适合于中国的情况。冯友兰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以生产力落后拒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质就认为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发展生产力，是要“提倡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2]。 要认识这种理论错误之所在，就要回答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其一，马克思主义能不能首先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其二，在近代中国，是不是只有走资本主义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 首先，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生产力落后和工业不发达是客观事实。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由。社会主义可以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这一理论由列宁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并且在俄国的革命实践中变为现实。 早在19 世纪末至20世纪初，列宁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落后国家取得胜利的理论。列宁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的状况，指出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由于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而只能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首先获得胜利。他说：“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