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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接力与时代的诉求 打开文本图片集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近代中国逐渐由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状况，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其中，“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但是，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中国到底应该向何处去的问题继续严峻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此作出了明确的回应。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近代中国社会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新文化运动与思想解放的潮流 毛泽东曾经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但是革命果实却落到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北洋军阀对内的专制、割据、尊孔读经，对外的卖国、屈辱，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孙中山曾沉痛地指出：“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与日俱增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吴玉章也说过：“辛亥革命给长期黑暗无际的中国带来了一线光明，当时人们是多么欢欣鼓舞啊！但是，转瞬之间，袁世凯窃去国柄，把中国重新投入黑暗的深渊，人们的痛苦和失望，真是达到了极点，因此有的便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面对残酷的现实，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甘于失败，他们继续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而斗争，但其后屡战屡败，革命陷入困境。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为实行议会制奔走呼号，结果惨遭北洋军阀暗杀。面对这种情况，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他们认为，中国先进分子的救国斗争，其成效甚微的原因在于，中国国民对此“若观对岸之火，熟识而无所容心”。中国国民的性质与行为的堕落是“亡国灭种之病根”。因此，要建立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必须根本改造国民性。在此认识基础上，他们发动了一场以廓清蒙昧、启发民智，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启蒙运动，即新文化运动。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名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 在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的指引下，新文化运动对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封建思想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陈独秀指出：“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李大钊指出：“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宪法者，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也。”“孔子者，历代专制之护符也。宪法者，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也。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这种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抨击独尊儒术，反对定孔教为国教”；“批判封建的纲常名教，以提倡健全的人格”；“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和偶像崇拜”。 从总体而言，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并没有因为批判孔学就否定中国的全部传统文化。李大钊指出：“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陈独秀也表示，孔教亦绝非无可取之点，“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 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从根本上说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思想启蒙运动，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但是，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也存在着一些弱点，“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 尽管如此，新文化运动动摇了封建社会所谓正统思想的权威，为各种新思想的传播打开了闸门，为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适宜的土壤。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早在1899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中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和马克思的学说。1902年至1903年，一批日文介绍社会主义的著作如《社会主义》《近世社会主义》等著作译成中文在上海出版。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也曾刊出朱执信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对马克思及其学说做过某些介绍。直到1917年初，《新青年》在答记者问时，还这样写过：“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行也。”由上可见，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没有得到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