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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的陀螺：政府社会治理角色的当代厘定 摘要：适应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先要厘清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职责与角色。法治化的服务型政府是社会治理创新的根本依托。如何在激发社会、市场活力的同时，促进社会形成善治良序，实现稳定和谐;如何既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更好地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又要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些都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陶林《服务型政府视角下的政府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借助行政学和法学的交叉研究视角，对政府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理论逻辑进行了系统阐述。该书提出了三个重要结论。第一，中国的社会治理创新实际上是政府自身变革和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合奏;第二，从管制到管理创新再到社会治理法治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第三，推进政府社会治理法治化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陶林博士的力作对于当前深化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建设，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服务型政府;社会治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依法治国;法治政府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9）06-00097-07 作者简介：蒋明敏，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依法治国上升到治国理政战略的新高度，该决定在我国法治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又强调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提出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的总要求，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坚定决心，中国将迎来以制度建设开创全面依法治国新局面。 一、社会治理的政府角色：多元协同的主导者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了上层建筑的革新与创变，社会发展态势规定着政府的职能定位，促进政府角色重塑。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与此相适应，我国政府关于社会治理的理念、方式、对策及政府自身的角色定位都在不断发展和变革，以顺应新的时代。总体而言，我国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大致经历了从全能型政府到管治型政府，再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过程。 围绕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适优化。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再到十九大重申“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这个过程清晰地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转型与政府职能演变的历史脉络。从“管理”到“治理”仅一字之差，却反映了概念的转换，体现了理念的重大升华。“治理”，意味着社会秩序的维护、公共服务的提供等内容不再仅仅是政府的事务，“治理”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共同协商达成的目标。同样，政府并非单一的治理主体，社会本身也可以成为治理活动的承担者，治理过程更多表现为多元主体的平等协商与合作，而非传统意义上“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管控”，充分彰显了党和政府在改革理念方面的创新与飞跃。 客观地讲，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群体、阶层以及人们的需求趋于多样化，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社会利益关系、矛盾与问题也更加复杂，政府现有的治理模式面临新的挑战，政府履行社会管理的职责和任务越来越重。如果坚持走党委政府“包打天下”的老路，或者仅靠政府的力量“单打独斗”，结果必然是政府力有不逮——该管的没有能力管好，不该管的胡乱作为，终将影响党的执政合法性和政府的公信力。为此.在更好地发挥政府多元协同主导作用的同时，又要充分激发各类社会力量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组织、公众、市场等多元主体在政府主导下形成协同共治的強大社会合力。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发展模式主要表现为国家主导的社会治理，即国家积极主动推动社会建设。之前，国家直接控制社会;当下，国家逐渐转变为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者、社会秩序与利益的协调者，自上而下地引领社会治理新秩序的构建。历史地看.中国选择了一条有别于西方的路径：近代西方国家是在市民社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人民主权”催生出代议制民主的政治制度架构，属于“社会一国家一政党”模式;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通过长期革命取得了国家政权，结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由此走上了中国社会结构变革的独特路径，这是一条“政党一国家一社会”的新路。在西方社会中，国家的建构充溢着权力与权利的博弈.中国共产党通过国家治理有效消解了国家与治理的内在紧张。因此，国家主导的社会治理模式符合中国国情，其中，政府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