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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前文学研究的内部生态 按照韦勒克和沃伦《文学理论》一书的观点，文-学研究生态由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三部分构成，它们既共同与文学创作、文学阅读、文学出版等构成整体的文学生态，对上述因素产生必要的影响和支援，又在内部承担各自的任务。其中，文学批评直接切入文学现场，对现实文学现象作出直接的价值评判，从而促动文学潮流的发生和发展；文学史则承担更长远的精神支持，赋予一时期文学深远的背景和与历史的联系；文学理论从表面看与文学现实距离较远，其实却有很深的关联，它既通过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影响作家创作，还可以与意识形态等联姻，影响文学政策、审美趣味、读者接受市场等，对文学发展进行影响和制约。在一时期的文学中，文学研究生态具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它的和谐发达是文学创作繁荣兴盛的重要前提。在文学史上，俄国19世纪文学是相当突出的典型，由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组成的文学理论和批评队伍强有力地参与到当时的文学中，既在理论上取得了突出成就，也推动了拥有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果戈理等著名作家的创作高峰的形成。同样，中国的五四文学也拥有较好的文学研究生态环境。周作人、沈雁冰等在理论上的准备是五四文学深入的前提，鲁迅、周作人、朱自清等既是优秀作家，也通过文学批评方式有力地促进了乡土小说、湖畔诗社、象征诗派等文学的发展。 当前中国文学研究生态总体上呈现出较严重的不足，其典型表现是在文学研究内部，文学研究的几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之间存在较严重的脱节和冲突，没有形成和谐与相互促进的关系。 首先是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脱节。从正常意义上说，文学理论应该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基础，因为批评家对作品和文学现象的分析都需要有一定的理论支撑。只有借助于一定的文学理论，批评才能深入地对作品进行剖析，才能准确地阐释和生发出其意义和价值，它是文学批评高度和深度的影响者和制约者。 但在当前文学中，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之间却有严重的割裂和疏离。由于政治、文化等原因，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界曾长期以两种思想为主导，就是西方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它们以典型、真实、阶级性等概念话语，深入地影响到文学政策和文学批评。不过，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意识形态的微妙变化和西方现代话语的引进，上述文学理论的地位有明显的下降，文学心理学、叙事学、新批评等西方现代文学思想被介绍到中国，成为文学理论研究的中心。然而，这些理论却并没有很快出现在批评话语中。其原因并不复杂，这些理论主要从西方语言和文学现实出发，要进入中国的文学现实，必须经过一段有效的中国化嫁接过程，不是仓促之间就能为批评家们所接受和熟练运用的(尤其是在批评家们已经谙熟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转换自有其难度)。况且，现代西方理论的翻译表达大多比较晦涩，缺乏清晰的可操作性。于是，理论界和批评界一度陷入严重脱节的地步，除了部分新潮的年轻批评家在勉为其难地借用现代理论话语外，大部分批评家基本上还停滞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话语和批判现实主义话语的杂糅之中。 进入90年代后，这种情况有一定的变化。随着形式主义理论的式微，西方后现代文学(文化)批评，如新历史主义、新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生态主义等被引进中国。较之形式主义批评，这些方法与传统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接近，也更容易为批评家们所操持，于是，它迅速被一些批评家所接受，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文化批评潮流(当然，文学的文化批评有其价值与合理之处，我们对它的批评只是建立在对其潮流化的基础上)。从表面上看，这似乎使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有了一定的和谐。然而，在这种表面和谐背后却是更深层的割裂，那就是对文学本身的疏离。因为这些流行的文化理论和文化批评的前提并不是文学，而是以文学为工具，以放弃文学作品的美学分析为代价。正如他们自己所说，文化批评的出发点和归结点都是文化理论，文学作品不过是他们证明理论的手段：“无不是从‘大’的理论问题人手，并通过文本重读后再次回到大问题”，从根本来说，这些方法是远离文学，尤其是远离美学的。它们在针对宏大文学现象时也许适用，但在针对具体文学作品和作家的时候就显得力不从心，它与以文学作品为主要对象的文学批评构成尖锐对立，导致文学批评的转向和日趋式微。 其次，文学理论与文学史之间也存在脱节。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文学史界(主要指与当前文学密切关联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与当前文学理论有着较深的隔膜。因为传统的文学史研究比较侧重史料考证，对理论的要求不是特别高，他们的观念也就更固定一些。因此，尽管近年来文学史著作数量发展很快，却很少出现思想理论上的创新。大多文学史沿用的都是多年不变的文学史架构，主导其对作家作品的选择、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和评价的，依然是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简单的形式和内容二分，狭窄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