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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视角下的中国政治制度 主持人：这些年来，“中国崛起”震撼了全世界，“中国模式”也成为国际学界、理论界热议的话题。3年前，张维为教授的专著《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带给中外读者全新的思考，被称为“中国模式”最强有力的理论总结。他曾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年会暨国际研讨会“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上，做过一个演讲，我们把它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张维为：随着中国的崛起，政治文化方面的一些问题就不能回避了。现在不管你到哪里，由于受到西方话语系统的影响和西方媒体的洗脑，或者其他原因，总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当地很多人并没有特定的政治意识，但却会有许多的疑问，诸如：中国的人权为什么这么差，中国什么时候能够成为民主国家？树欲静而风不止，人家老是拿这些问题刺激你、挑战你，所以我们干脆从文化视角看政治问题，把它给讲清楚，讲透彻。西方或者其他受西方影响的地区和国家的人，问来问去、说来说去无非就是这几个问题：一个是一党制，另一个是民主专制，再有就是政权的合法性。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是可以从中国文化和中国政治发展角度讲清楚的，而且可以自信地讲清楚。 我曾参加过一个21世纪理事会北京会议，到会的人员是前国家元首加上一些企业家、学者。会议期间CNN主播问我，为什么当除了中国以外的亚洲国家几乎都拥抱了西方的民主模式的时候，中国还是一再强调西方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我的回答是：中国在过去35年取得的成绩，超过所有其他亚洲国家地区的总和，这是我们制度自信的真正基础。在这方面我们不怕与西方的民主模式竞争。 会下记者又问我，你讲的数据站得住脚吗？我又讲了几个关键的数据，如脱贫的人数，新创造的中产阶级的人数，还有中国对整个世界经济的贡献。目前，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不仅超过亚洲国家的总和，超过发展中国家的总和，也超过所有转型经济国家的总和。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没有不自信的道理。 首先是关于政权合法性的问题。西方人总是质疑中国政府不是按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怎么具有合法性？其实，中国政权的合法性形成的时候，西方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都还不存在。这一合法性形成关键在于两个概念：一是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基本上就形成了一个道理，即人心向背，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二是选贤任能，中央从秦汉时期开始政府任命，包括利用科举制度等等。 党的十八大召开的时候，《纽约时报》要求我写一个评论。我欣然答应，标题就是《选贤任能挑战西方民主》。文中提到：“看一下我们政治局的常委，都具有两任到三任的省部级干部经历。这是一个很厉害的选贤任能制度。如习近平，他治理过的地区，人口，经济总量，相当于印度规模的经济体。在有了政绩之后，他才进入政治局常委，经过五年时间，熟悉了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方方面面的运作，然后才出任党和国家的一把手。”我还专门加了一句，美国的选贤标准远远低于中国的标准，差远了。 英国首相丘吉尔讲过一句名言，民主制度很不好，但别的制度更不好。他的意思是，与其他制度相比，民主制度尽管有很多问题，仍然是最不坏的制度。这里说的最不坏的概念在中国的《孙子兵法》里叫作下下策。中国现在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也有了任期制，最多十年，且还有年龄限制，有退休制。西方国家普遍还没有年龄限制，在日本，80岁还可以竞选首相。中国还吸取了“文革”时期的教训，现在有了集体领导制。 中国儒家的文化传统，除了下下策保底之外，还有上上策：尽一切办法找到最能干的领导，包括省部级的经历，二三十年的基层锻炼。有了这样的基础，就有了与世界竞争的底气与勇气。 其次是关于一党制问题。在西方概念里，政党就是代表部分人的利益，共和党历来是代表比较富裕的美国人，民主党是代表相对弱势的美国人。但是他们是公开竞争，票决制。中国是完全不同的政治传统，我们的传统是什么？应该算是长期的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中国最大的特点是百国之和，成百上千个国家慢慢整合起来，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十里不同音。中国过去90%以上时间都类似于一党制，即统一的儒家执政。大部分西方学者不会否认有3/4的时间中国比西方先进，一直到17世纪中国都是领先的。用西方的这种部分人利益至上来代表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第二天就会四分五裂了。但是，用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的传统，叫作选拔加某种形式的选举置身世界舞台，中国一点都不害怕。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没有中断的五千年文明和一个超大型的现代国家结合在一起，中国的政治传统就是这样演变而来的。这里关键的关键是：第一允许党内的人才竞争，第二允许党内的思想竞争，公开坦诚讨论问题，最后形成合力，形成共识。 第三是关于民主与专制的问题。西方提供的分析框架，是个冷战的产品，不能说明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我在印度谈论中国模式。当时印度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