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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中华文明的经典体系与经学的建构 [文章导读] 当今是重建中华文明新经典系统的关键时期。新的经典系统既要面对西方学理的重构与解读，也需正视当前价值体系的混乱、伦理体系的颓败。与西方文明不同，中国文明是一个量级巨大的“超级国家型文明”，以六经、四书为根本的经学更是承担了稳定政教体系的教化功能。本文将中国历史依据国家的基本性质分为封建时期、大一统帝制时期，民国及共和国时期的三个时间段，以经学为线索，回溯历代中华经典的源流和演变，彰显出中华经典体系的特殊性。现代化的中国作为历史发展的一环，需反思重构新时代的新经典，以发展性的新面貌应对未来的无限可能。 三期中华文明与其经典体系 中华文明一直是一个“超级的国家型文明”，从这个观点来看，中国历史可依其国家的基本性质分为三期。第一期是封建时期，虽然有天子，可是其下各国相当独立，有数以百千计的国家，共同组成一个依中央礼制所建构的天下型国家。第二期是大一统的帝制时期，从秦一直到清末，大体上实行或企图实行由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的郡县制。第三期则是民国与共和国时期。[1]这三期中国文明的基本性质都有非常重大的不同。因此，在这三个时期，所谓经典或经学的概念，其实相当不同。 第一期的华夏文明，是经的诞生时期，当时还没有所谓的经学。依清代章学诚的说法，所谓的“经”是记录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三代圣王得位行道、经纶世冑，建立稳定政教结构的历史记录。三代圣王透过世界性秩序的建构，让天下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而且在伦理、道义与文化上大幅提升，成就极其斐然，所以后世尊此大业之记录为经。[2] 后世所谓的经学主要盛行于中国文明的第二期，也就是汉以后的帝制中国。汉人为了因应大一统的需要，重新解释并整理古代的经典。此因秦用法家而速亡，汉初用黄老也产生诸多问题，最后只得法古更化，透过重新学习三代之治让汉朝稳定下来。这显示中国文明从第一期过渡到第二期的过程中，由于变化幅度太大，经历了一段很不稳定的时期。最后，惟有通过重新阐释并运用三代的经典，方得以建立稳定的新政教体系。这才是经学诞生的首要意义。此后的中国历史，则如冯友兰所说，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直至清末，学术思想基本上定于经学。冯氏意存批判以表现他新时代的见解，但古人确实如此。在历史上，经学让中国的政教稳定了两千年，自然有其伟大的价值。 从第一期中国转型到第二期中国期间政教体制长期不稳定：先用法家与诸子，最后转回汉人对古代经典的重新诠释，并融入了法家与诸子学。此一历史经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在中国历史的大转型时期，政局及其使用的主要思想——也就所谓的“教”——往往变动难定。中国文明从第二期到第三期的转型过程也是如此。如果将中华民国视为第三期中国的第一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便是第二共和。此第一与第二共和的政教体制皆不甚稳定。中国作为如此巨大、举世无双的“超级国家型文明”，一向需要一个适当的政教体系才能稳定。从汉至清的历史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传统的经学即在此一时期负担了穩定政教体系的功能。如今中国文明已进入第三阶段，初期以“主义”取代了经与经学，但未来仍有必要重建新的经典体系与经学，否则恐难以维系此一文明之政教体系的稳定与发展。 不同于中国文明，所谓西方文化并非一个一体的“国家型文明”，而由多个国家与文明结合在一起，亦缺乏统管“国家政教”的经或经学的传统。埃及与两河流域文明各自发展，两河流域尤其有多种外来文明进入。希腊各城邦的规模很小，政教体系极其多样化。罗马帝国则由罗马城邦统一众多文化高度歧异的殖民地而形成。罗马衰亡后，西方进入没有共主的封建时期，靠基督教而非一统国家建立起共通的文明基础。至于现代西方文明，则是在高度分散的封建社会与基督教文化基础上，复兴并发展了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是以其文化虽然相通，但政治上高度分裂，最后走上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列国体制。整体而言，西方文明的政治形态，一般趋于分散。各期与各国的政教也融合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文明，所以并非一“国家型文明”。另外，印度文明历史上分裂多于统一，且后期的统一主要靠蒙古与英国所达成，主要是个宗教型文明而非国家型文明。伊斯兰世界虽实行政教合一，仍主要仍属于宗教型文明。早期统一，如今也分为五十余国。历史上，印度与伊斯兰文明在其实行政教合一的时期，亦皆有统管“国家政教”的经与经学的传统。 figure class=image figcaption 中国文明长期保持国家型文明的样态 /figcaption /figure 在各大人类文明之中，只有中国文明长期保持国家型文明的样态。国家型文明首先必须处理的课题，必然是稳定国家的体制。因此，华夏的根本性经典，主要皆聚焦于处理建国与立国问题——《诗》、《书》、《礼》、《乐》、《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