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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中的民族关系 【摘要】：南北朝后期至唐朝前期，中国社会的“民族大融合”已趋于完成。而在北周与北齐对立的这短短几十年中，两个王朝的民族问题一直颇受史学方家们的关注，特别是以陈寅恪先生为首的一批学者，更是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得出了许多鞭辟入里的结论。新中国成立后，黄永年先生作为隋唐史的大家，同样对北周北齐时期的民族问题进行了及其深入的研究，并将其整理后，写入了自己的得意之作——《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一书。黄永年先生对于这一时期的民族问题，另辟蹊径，其观点有很多独到之处。其中不少观点对于我们学习历史研究历史，颇有启发。 【关键词】：北周；北齐；汉人；鲜卑；胡汉关系 一、《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的独到观点 唐朝作为我国古代一个及其重要的封建王朝，一直以來都受到历代史家的关注和重视。自后晋赵莹等人修《前唐书》，北宋欧阳修、宋祁等人修《新唐书》以来，时人对唐史的研究从未中断过，甚至自近代以来隋唐史还引起了欧美、日本等地学者的关注，英国学者崔瑞德所编的《剑桥隋唐五代史》及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等著作是其中翘楚。近代以来，我国著名的史学大家吕思勉先生和陈寅恪先生也曾以《隋唐五代史》与《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书对唐朝历史做了极为全面的研究。作为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与吕思勉及陈寅恪先生有着极深渊源的黄永年先生，利用其深厚的唐史和历史文献学功底在其晚年写成的《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一书，研究价值极高。 《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一书，虽名为“政治史”，实则绝非通史，而是黄永年先生依时代顺序对自北朝后期至唐宪宗朝的政治史，建立自己的解释框架。黄永年先生在诸多方面糅合陈寅恪先生的观点，但又与其提出不少商榷，功力雄厚，意味深长。笔者以为，如果之前对唐代政治史已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此书可以极大的提升自己对唐代政治史的认识，有助于历史认知的深入进行。除此之外，黄永年先生在书中所展现出的一些不为人关注的观点，对民族史的研究是大有裨益的。 本书的起始点，是北朝后期的北周与北齐之争。对于北周最终胜利以及北齐的败亡，在黄永年先生的笔下，我们不难看出如缪彦威、陈寅恪等史学家都不能免俗，皆抱有“北齐一代，鲜卑势盛……然卒不能胜鲜卑而归于失败”、“北周能将民族问题解决，而北齐在民族关系上则未能善调”这样的观点。似乎经济力量远超北周的北齐只要能在民族问题上下一点功夫，中国历史的走向就会改变。但是黄永年先生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的“审核”之下，发现在北齐政权中，激烈的政治斗争并非是因“胡汉”之争而引起，而是由代表不同政治利益的政治集团与传统的“文武”官员引起。为了陈述自己这一观点的正确性，黄永年先生对当时涉及北齐高层政治斗争的主要官员做了统计与分类，发现所谓的“胡汉”之争是完全站不住角的。若以前人“民族问题”的视角来看，北齐的政治斗争就会演变成汉人群体和鲜卑人及鲜卑化群体的冲突，这在作者的分析中是完全不成立的。在黄永年先生的笔下，无论是北齐政治斗争的胜利者或失败者一方，都是既有汉人也有鲜卑人，在斗争中失败，即使是鲜卑人，也会弄得包括鲜卑、汉人在内的“朝野深非笑之”。斗争的原因，“也并非出于鲜卑的民族利益来反汉人，而只是自身感受到了此集团对他们的威胁。” “这些都说明此种斗争确实不曾以民族来划分营垒，不能说成是汉人与鲜卑之争。” 《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是一本内容非常详尽、考证也十分精细的学术专著，不仅仅是第一章中有关所谓“民族矛盾”的论证，之后的内容也对一直以来学术界似乎已经“盖棺定论”的诸如“关陇集团”、“府兵制”、“玄武门之变”、“两税法”及“永贞革新”等隋唐时期重要事件与制度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并得出了与前人有所差异的结论。其中涉及“安史之乱”与藩镇制度兴起等部分，笔者以为还可以参阅张国刚先生的博士论文——《唐代藩镇研究》，二者互相印证比较之下，定能有所体会。 二、黄永年先生的史料解读 或许是由于角度和解读的不同，对于相同的史料，黄永年先生与谬、陈二位学者的看法也大相径庭。例如《北史·后妃·齐文宣皇后李氏传》记载的“及帝将建中宫，高隆之、高德正言汉妇人不可为天下母，宜更择美配。”这句话，都曾被谬、陈二位学者使用，并以此作为北齐政治斗争实是鲜卑与汉人之争，是“娄后排斥李后，压制汉人”。这样站在民族对立立场上的解释无疑不能让黄永年先生满意，于是他就这一段史料祥加分析，通过《北史·齐宗室诸王神武诸子传》等史料，黄永年先生认为北齐宗室中，为数不少的王子的嫔妃都是汉人，若要达到“汉人不可为天下母”这样的要求，岂不是北齐宗室都需另行聘娶，这无疑是不合常理的。同时，史料中出现的高隆之、高德正二人，经黄永年先生考证后，发现他们同为汉人而非鲜卑，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