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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考验中国政治体系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废墟之上，百业待兴，“汶川时间”进入灾后重建，使中国自上而下的政治体系再次经受考验。汶川大地震对中国是一次巨大的冲击，这一事件多元的影响正逐渐显露。 时间依旧流淌，街市永是太平。真正推动民族进步的，是灾难对社会产生巨大震动后引发的社会改革和新思潮的兴起，这正是“多难兴邦”的意蕴所在。 抓住改革的契机 中国的政治文化一直在随经济发展进行调整。与刚性的威权统治相比，中国的政治系统是一种柔性的系统，这种系统具有极大的可调适性。但有多少危机之下的调适可以固定下来却很难说。可以看到的是，救灾中一些鼓舞人心的东西并没有成为常态，而在万众齐心救人时被暂时搁置的不同利益诉求，却随着重建的展开而开始发声。 震后，原都江堰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肖蓉等几名抗震救灾不力的干部被就地免职。重灾区茂县政府的69个职能部门在政府大楼门前广场上，24小时露天“摆摊”接待市民办公。有人称其是基层政权建设巩固的表现。官员执政思维面临转型，开始对下负责了。但抗震救灾过后，面临以上级考核决定升迁的干部任用制度，这种对下负责的执政思维如何持续？ 这次地震使许多干部在地震中遇难或失踪，以北川为例，原本拥有144人的北川县公安局，仅幸存47人，县民政局20多名干部仅幸存5人。绵竹市汉旺镇镇政府更是干部职工全部被埋。灾后重建势必提拔大批干部，有关部门已明确表示要大胆使用抗震救灾中表现出色的干部。这可能会给灾后重建工作带来一股新风。但新风会刮多久，原有的环境与文化能否对新风向产生正激励作用，尚待观察。 地震发生第二天即赶到灾区、在一线采访了十几天的记者看到，在救灾的最初几天，齐心协力众志成城的场面，让人感动得泪流满面，而随着救灾工作的持续，官僚习气的味道又开始弥漫。 由相对富裕省市对口支援灾区县市，是中国政府惯常倚重的灾后重建以及援助经济落后地区的机制之一，本次也不例外。这种对口支援平时问题很多，如果控制不好，可能会形成虚夸的、不实际的结果。比如存在面子工程等。 “一些改革在常态下推动非常难，面临巨大阻力。这次大地震对社会震动很大，可能会使这种阻力在道德伦理层面居于劣势，部门利益可能会受到冲击，这是推动改革的契机。抓住这一契机，可能会加速中国的改革进程，抓不住这个契机，救灾过后，一切可能又回到老路上，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徐湘林如是说。 催生回应性政府 灾后重建，是专业技术性极强的政府行为。重建工作耗资巨大，虽然各类资金的投入重点有大致的划分，但不同资金在某个领域或项目形成交叉是难免的。比如医院、学校的重建，可能既有财政资金投入，也有社会资金参与。这需要政府在资金使用和管理上统筹协调，作出科学决策，防止出现二次建设情况，避免出现人力、财力的浪费。从全局出发的科学规划，几乎是避免这一弊端的唯一途径。这里的科学规划，涉及城镇体系规划、基础设施规划、公共服务设施规划、生产力布局和产业调整规划等多项。规划先行，关系到灾后重建的全过程以及相关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灾后重建必须充分依靠科学。 而这次灾后重建，同时也是参与度极高的民间行为。这种复杂任务不仅需要政府与慈善机构及其他组织合作，同时悲痛之情也以新的方式激发了中国社会的力量。民间积聚了大量财富，已经动员起来的社会力量进行了大量捐款，民间财富以很正当的理由自发组织起来。而民间力量必然要求政府对捐款的使用有清楚的交待，他们不仅希望看到更大的问责，还渴望更为密切地参与救援重建工作。民众会对规划的科学与否密切关注，并随时对问题进行质疑。质疑得是否专业严谨，不宜成为是否应该质疑的限制条件。 和民间力量的热情相比，政府丝毫不逊色。当汶川大地震发生的时候，中国政府反应迅速，总理7小时后就赶到了危险的震灾区，救援部队第一时间集结灾区，充分利用举国体制的优越性，得到中外的一致称赞。 6月4日，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厅举行新闻发布会，民政部救灾司司长王振耀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各国，包括中国各类民间组织以及广大捐赠者，如果愿意密切地跟踪捐赠物资的发放过程，民政部门会提供积极的配合。国家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组已经成立，并强调“要让公众参与”。 各方面的动作是迅速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迅速出台，这意味着万众瞩目的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纳入了法制轨道；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恢复重建的企业将在一年内开工重建项目”；有关方面提出“灾后重建质量第一”；文化部制定重建方案以保护文化遗产；商务部欢迎国际社会提供支持参与灾后重建；四川省发改委更是制定了8年工作的具体时间表…… 相对官方的出色表现，民众的反馈也可圈可点，没有站在道德高地盲目批判，也没有单纯地歌功颂德，而是提出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