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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政治学范式 打开文本图片集 一、以往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分析 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从发展阶段来划分，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传统研究范式阶段、西学研究范式阶段、马克思主义范式研究阶段、三种范式共存阶段。 （一）传统的研究范式阶段（20世纪10年代以前） 这时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尽管还没有成为一门学科，但是已经有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自先秦诸子百家以后，各派形成了一些经典性的著作，这些著作，尤其是以儒家著作为代表，被后来许多的学者研究和阐释，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占据了其中最重要的内容，而政治和伦理很多时候又是重合的。从研究方法来说，可称之为传统的研究范式。自先秦开始，围绕着《春秋》的解释，形成了考据与义理两大研究方法，自汉代以后逐渐形成了所谓汉学与宋学研究的特色。前者注重运用相关材料对文献本身进行解释，其根本治学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后者則主要根据经典阐释自己的思想，其思想体系以“理”作为宇宙最高本体，以“理”为哲学思辨结构的最高范畴。宋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其著作《太极图说》奠定了宋学发展的方向。宋学的集大成者是朱熹，他在继承二程“天理”思想的基础上，将“理—分殊”作为理学的本体论模式，并且得出“格物致知”的方法论。汉学的研究方法到乾嘉学派达到顶端。乾嘉学派学术研究采用了汉代儒生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重证据罗列而少理论发挥。乾嘉学派的主要创始人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其后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阎若璩、钱大昕等人，他们在吸收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训诂笺释、版本鉴定、文字校勘、辨伪辑佚等方法和手段，对文化典籍进行了系统地整理和总结，其代表著作如《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尚书古文疏证》等涉及到对于政治思想的研究和评价，但并没有形成系统的政治思想研究理论。晚清时期的经学家孙诒让曾著有《周礼政要》一书，其从政治认识的角度，将中国政治制度与西方政治制度进行比较，多少涉及到一些政治观念，不过从主要内容看，孙著的研究范围和认识特点均不属于政治思想史。[1]（pp143～152）这一时期，没有明显的学科意识，基本都是依托经典发挥自己的思想，思想的主旨基本围绕着王权主义做论证。 （二）西学的研究范式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 自20世纪初，中国政治思想史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922年，梁启超在其所著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自序道：“启超治中国政治思想，盖在二十年前，于所为《新民丛报》、《国风报》等，常作断片的发表。虽大致无以甚异于今日之所怀，然粗疏偏宕。”[2]（p1）是知在1900年之后，梁启超已经开始把中国政治思想作为一门学问来进行研究。不过这一时期，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文章尚属凤毛麟角，梁启超本人亦仅作“断片的发表”，显然此时还没有学者对中国政治思想史进行专题的思考，更没有人进行总体的把握。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在20世纪初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建设则属于草创而未就。据上，我们可以断言，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建设在20世纪20年代初。根据有二：其一，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门学科，被列为课程，搬上了课堂。据载，1922年，梁启超分别于春季和秋冬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及东南大学讲授《先秦政治思想史》。其二，有两部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专著问世。一是谢无量的《古代政治思想研究》于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二是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于192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中后者的书稿完成时间是1922年。梁在“序论”中对中国政治思想的特点、研究的内容及资料以及研究方法等等，都做了详细的阐述。 从课程的设置来看，南开大学于1928年，中央大学于1929年，北京大学于1931年，清华大学于1932年，分别在政治系设置了“中国政治思想”课程。从研究的论著来看，则出版了多种以“中国政治思想史”命名的著作：陈安仁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32）;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海新生命书局，1932～1935）;杨幼烔《中国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7）;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国立编译馆，1946～1947）。就研究方法来说，可称之为西学影响下的研究范式，简称西学范式。这里的西学不包括马克思主义。他们一些结论的得出明显受西方的影响。梁启超把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特征概括为“世界主义、民本主义、社会主义”。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分类，梁启超提出三种方法：第一是问题的研究法，即先把所要研究的内容划出范围，然后根据研究对象拟定相应的题目，每一个题目都按照时间顺序阐述其古今变迁和发展。问题研究法的长处在于，可以对各种重要的问题做出系统和详实的研究，并且最适合实地应用。其短处主要是当时代隔断，不容易看出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