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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道到治道：中国文化的方向与出路 打开文本图片集 摘要 20世纪以来，探索政道（即政体）者众，而很少有人探讨中国文化中有效的治道。其实，治道在某种意义上比政道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文化的方向与出路。中国文化中的“治道”可以从德性权威、礼大于法、风化效应、义利之辨、政教不分、大一统等六个方面来分析，循此出发，当下中国文化的根本出路可概括为道统、核心价值、社会风气、任贤使能、行业与社会自治、礼乐重建、教育立国等方面，儒家的王道政治理想亦可从这些方面来实现。 关键词 政道 治道 中国文化 出路 牟宗三先生曾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政道”与“治道”的区分，①政道指政权的性质，治道指治国的方法。不仅牟宗三，许多现当代学者都认为政道比治道重要，将主要功夫用于研究中国政治的道路问题，不管他们有没有使用“政道”、“治道”这样的术语。从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到今天，许多人都致力于研究政体改革。然而历史证明，中国走什么样的政治道路，并不是学者们能在书斋里人为设计出来的。孙中山、陈独秀等人书生式的制度设计，在历史发展中让位于残酷无情的政治斗争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历史也已证明，政体的背后是广阔无边的历史—文化—心理世界。在一个特定时期内实行什么样的政体，受到这些因素的强大影响。 笔者认为，20世纪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个有趣现象就是盛行“制度决定论”，也可称之为“制度的乌托邦”，典型地体现了从抽象人性论甚至形而上学立场来建构政治制度的做法。②然而，任何违背历史文化心理基础的政治制度都有可能会走向自身的反面。忽略经济结构、社会组织状况、权力/权威观念等一系列因素，由学者在书斋里根据抽象的思维逻辑来设计或论证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荒谬可笑的。“制度乌托邦”思维想当然地用抽象的价值原理或制度原理来评价古人对于君主制的“错误态度”，同时也想当然地从这一角度追求中国未来政治制度的梦想。这种超越时代社会条件、把民主政治理想化、把中国的未来寄托于政体改造的做法，不仅在中国，也发生在二战后独立的印尼、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结果导致了这些国家长期的军人专政。 当前真正重要的是，中国文化在自我整合方式上有什么重要特点和规律，其权力/权威赖以建立并有效运作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当人们不遵守这些规律和机制时，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学习西方，也曾像许多亚洲国家一样模仿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是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付出代价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笔者认为恰恰应该到被牟宗三先生摒弃的“治道”中寻找答案。这是因为，治道研究是在充分尊重文化习性的基础上，基于对某种文化中权威模式的认知，来分析权力发挥作用的有效方式。所以，它可以帮助说明某种政体在一种文化中发挥作用的条件是什么。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设想，在政体改革的目标尚未十分明朗的情况下，通过理清一种文化中有效的治道，也可以帮助我们逐渐发现政体改革的方向，因为政体或政治制度的变化必须有利于治道充分地发挥作用。 因此，牟宗三先生关于政道与治道的区分非常有意义，但他的不足之处则在于缺乏社会的、历史的眼光，将政道乌托邦化，忽视了在中国文化中有效的治道及其存在的文化心理基础。这正是本文所要着力探讨的问题。 中国文化的内在逻辑 美国著名汉学家白鲁恂（Lucian W. Pye）认为，和亚洲多数国家一样，中国人真正信得过的并不是公共权威，而是自己的私人关系（personal ties），一个在政府没有私人关系的人会感到孤立无助。他认为，中国和日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日本人虽同样重视和依赖关系，但他们公开地承认关系（on-giri，on可译为“恩”，giri指情义、情面、情理之类），明确提倡将这种关系作为政治运作的基础。而在中国，私人关系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一直被执政者视为公共利益的敌人，认为对党、国忠诚的人就不会拉关系。③正因如此，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公共立场与私人关系、国家利益与小团体利益之间的对立和消长，这就是中国文化中典型的“公私矛盾”。④公私矛盾实际上就是文化心理学上常常讲到的“自己人”与“外人”（in-group/out-group）的区分，体现了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帮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倾向。他认为，这种公私矛盾构成了中国政治的内在动力机制，⑤在政治上表现为国家与私人团体的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等等。 在笔者看来，上述中国文化的一系列内在矛盾，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中国文化的“关系本位”特征所导致的。这是因为，中国人倾向于在自己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寻找自己的安全感和人生价值；由于一个人不可能与所有人感情同样深，他们对待不同人的方式也自然呈现出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中国文化中的“公私矛盾”可以说正是这种层级化的人际关系所决定的：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