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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正在与危机赛跑 改革是快是慢，并不取决于主观愿望和评价，而取决于改革进程是否快于问题的积累。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改革正在与危机赛跑。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新老问题越来越盘根错节地和政治体制改革连在一起。政治体制不改，那些大问题都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 在一些人的思维里，似乎经济发展足以解决一切问题。但从前苏联、日本、台湾地区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并不一定能够使执政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更何况，经济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不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其他改革成果很难被巩固，说严重一点，甚至有可能“为他人做嫁衣”。 有的学者提出，中国当前应优先推进社会改革，所谓“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三步走策略。这种观点认为，社会改革也可通往完善的现代国家制度，并由此通往“好的民主”。我不认为有这样一种人为“排序”。人对利益的追求是社会变革最基本的动力。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必然会促生人们的权利意识、自主意识。从这个角度讲，民主发展是大势所趋，谁也改变不了，谁也阻挡不住。 如果非要给各个领域的改革排序，也只有经济改革先于其他改革行得通。事实上，正是经济改革推动着政治、社会、文化体制的改革。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也并非“经济改革一枝独秀”。现在的问题是，政治改革是明显滞后的，已妨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滞后并不一定是贬义词。我们也要承认，政治改革适当滞后于经济改革是允许的，所谓“上层建筑”的变革在某种程度上总会比“经济基础”的变革来得晚些。关键是政治改革较之于经济改革不能过于滞后。理想的状态是经济改革“拖动”政治社会等领域的改革，而不是政治改革“拖住”经济发展的步伐。但是，它拖的时候，你总得动，拖不动的那种滞后，一定会带来执政合法性的流失。 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并行的。社会改革本质上也是政治改革。目前，社会改革包括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公民社会的发育等。要在二次分配中体现公平，必须有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要参与，就有了民主问题、政治问题。而民间组织的发育，不正是最大的政治问题吗? 我认为，现在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应争取在10年时间内，构建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政治体制基本框架，在几个关键领域上有实质性的推进。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政治体制，才能有一个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政治体制，保证国家长治久安。 目前当务之急是深入到政治体制运行的每个环节，研究具体怎样改的问题。比如，应研究执政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如何改善，党政关系如何理顺，政府职能怎样转变，党内民主怎样推进，社会民主怎样落实，现有的政治参与平台怎样利用，怎样搭建新的平台，如何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等等。我们不能浮在表面，笼而统之地谈政治体制改革。在这个方面，我倡导“少说多做”的方针。毕竟，政治体制的改革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谨防政改“意识形态化” 客观地说，当下中国，“政改”一词有点过于“意识形态化”了。只要有人一提“政治体制改革”，一些人就把它直接等同于照搬西方政治模式，直指多党制、三权分立等，似乎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完全否定我们的过去，向西方政治模式看齐。 这样一种片面认识，弄得我们的主流声音在触及这个问题时，不是去思考怎样改革，而是强调“绝不”这样、“绝不”那样。 之所以出现上述现象，说明我们有“政治体制改革恐惧症”。这个恐惧症和无知症紧密相连，还和意识形态化、一旦改革就会沦为“在野党”的思维紧密相连。 为什么在中国，一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就会被贴上“多党制、三权分立”的标签?这和国际政治舞台上西方国家处于优势有很大的关系。目前，社会主义处于劣势，西方发达国家处于优势。通观近现代史，你会发现，谁处于强势，谁就会向世界强调、推广自己的意识形态。同理，当社会主义处于强势的时候，也一定会强调自己的意识形态。从这个角度讲，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方面，客观上比我们先走了一步。他们已经形成了一套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当然，这种体制更多根植于西方国家的文化和历史传统。 应当承认，各国人民在为政治权利而斗争的过程中，对民主、人权、自由等普世价值存在基本的共识。我们一方面不能放弃民主、人权、自由这些基于人性的共同价值追求；另一方面，也要把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根据自己的经验塞进来的内容(包括西方的意识形态)剔除出去，构建我们自己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制度框架，有效地使用权力和制约权力。 现在的问题有二：一是自觉不自觉地用西方国家对于这些价值的定义来思考问题，结果许多好东西都成了人家的；二是这样一来自缚手脚，没有给自己对现行政治体制的改革留下空间。这种束缚是过去的传统观念和既得利益在作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