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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党治理的规模要素：科学内涵与机制评价 摘 要：组织是政党活动的载体和力量来源，组织的规模是政党强弱的关键。作为超大型社会中的超大型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规模一直是重要的政治议题，它具有从政党内部到整体社会的联动效应。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组织规模问题上显现出更多的现实关切，催生了对组织规模问题在理论研究上的跟进。从政党吸纳、政党治理和科学评价机制三重维度进行组织规模的考察，是对中国共产党组织规模问题进行理性认知、治理现代化和科学评价的一个系统性分析框架。 关键词：超大型政党;组织规模;政党吸纳;政党治理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1）01-0038-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20年西欧国家政党体制的演变及其对民主的影响”（19BZZ003）;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发展积极健康党内政治文化研究”（20AZD021）。 作者简介：张伟（1991-），男，安徽临泉人，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党政治、执政党建设。 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强发展党员工作宏观指导，制定和落实发展党员规划，保持党员队伍适度规模。”[1]同年，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这些年来，党员数量增长很快。如何正确处理党员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是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和作用，既取决于党员数量，更取决于党员质量。对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党来说，数量应该没什么大问题，难的主要是提高质量。党组织要严格把关，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确保政治合格。”[2]，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坚持慎重发展、均衡发展，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3]列为指导总则。之后，中共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重申“要严把发展党员入口关，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对那些政治上不合格、想混入党内捞好处的人，一个都不能要”[4]。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世界第一大党。这么大一个党，处在执政地位、掌控执政资源，很容易在执政业绩光环的照耀下，出现忽视自身不足、忽视自身问题的现象，陷入‘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境地”[5]。如何正确看待政党的组织规模问题，如何实现组织规模的优化，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要现实性课题。 一、超大型政党的组织规模问题 学界对中国共产党组织规模的研究在大党的概念、规模的价值取向、规模的适度标准、数量与质量的辩证关系、比较视野下的规模分析，以及影响规模大小的各类因素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整体来看，这些研究还有两方面待进一步探索：一是既有研究未看到政党规模尤其是党员数量自然更新的动态性，只是从整体上关注数量规模，容易陷入数字构成的误区，从而形成单纯从数量分析的偏执化现象;二是这些分析还未从党员与党组织双重维度的统一性上来进行综合性研究，往往把居于组织内的群体属性的党员孤立成单一的个体化分子，造成分析单位的社会属性色彩较浓，而政治属性色彩较弱。因此，本文尝试从进一步界定超大型政党这一更切合中国共产党组織特点的概念入手，从党员更新的动态性特征、党员与党组织双重规模相统一的维度来探究中国共产党组织规模的适度边界约束及价值取向问题。 政党虽然是组织的一种特殊形式，却仍具有组织的一般特征，这包括：清晰界定的组织目标、角色分工和权威的分配、权力的相对集中及成员的不固定性。尽管呈现多元化的特征，政党组织“仍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政党组织的组织原则、主体构成、价值关怀以及特定的制度环境在一定历史阶段都不易发生重大的变化”[6]49。组织学家理查德·斯科特总结的组织分析三种视角对分析政党组织具有借鉴意义，即理性系统、自然系统和开放系统。这三种视角与政党“具有的三个基本维度，即权力政治、博弈政治和制度政治（组织政治）”形成对应关系，“权力政治为核心，博弈政治是过程，而制度政治则是政党的行为框架”，“理论之路在这里形成了重辙：理性系统以权力获得为中心，自然系统充斥着博弈的喧嚣之声，开放系统建立在制度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基础上”[6]49-50。 立足中国情境，王沪宁认为，“中国的人口是世界上最多的，可称之为‘超大社会”。超大社会给中国发展设定的种种规定性，其他社会没有，思考中国的任何问题，均不能脱离这一独有的规定性[7]。中国作为人口、领土和民族规模均居世界前列的超大型国家，产生于其中且为长期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相应地也是超大型政党。超大型政党是在大党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出的适合中国共产党特点的政党概念。根据学界研究，大党是指“那些拥有较多党员数量和较大组织规模的政党”[8]，它包括相对于其他国内外政党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