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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改革要自信地走自己的路 当前，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已达成了较为普遍的共识，但是对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尚存较大争议。有人主张积极稳妥，有人要求激进改革；有人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也有人主张可模仿美欧之路。温家宝总理今年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继续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各项改革，破解发展难题。”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需要坚持走自己的路，积极稳妥地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在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里进行政治改革，一定要考虑每一项改革政策的代价。稳妥地推动政治改革，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成果，这才是中国前进的最佳之路 过去二三十年中，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大致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古巴采用的“保守改革模式”，即政治体制完全不动，只对经济体制进行有限的改革；第二种是前苏联的“激进改革模式”，即对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都进行激烈的变革；第三种是“稳健改革模式”，即中国模式，其特点是“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相对较小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改革重点是为经济改革和民生改善铺平道路。这三种模式中，中国模式无疑是最成功的。中国避免了大的动乱，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充满活力，人民生活水平获得了空前的提高。 稳健的改革模式最适合中国 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尽量坚持原来的体制，在局部地方作一些小打小闹的改革。古巴坚持计划经济，但也增加了有限的市场调节，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很有影响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思路颇有共通之处。但是不得不承认，古巴给人的印象是失望的。 人们往往把古巴的问题归结为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但我和一些古巴朋友私下聊天时，他们认为，造成古巴现今的状况，人为的因素至少占一半。古巴在80年代初曾尝试开放农民自由市场、物价改革、工资改革和外贸改革，但由于很快出现了投机倒把、贫富不均等问题，古巴政府从1986年到1989年进行了“纠偏运动”，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工作和精神鼓励，反对权力下放，使得经济又回到了原来的以计划经济为主。 回想起来，如果中国当初没有走出计划经济的老路，没有大刀阔斧地进行市场导向的改革，而只对旧的体制修修补补的话，中国恐怕也很难告别古巴今天这种短缺经济的状况。但古巴并不全是问题，经济尽管如此困难，但还是实现了全民医疗低保。比较起来，我想中国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力大增，财税收入大涨，我们在社保方面一定可以比古巴做得更好。 在这个世界上，缺少基本的社会公正和贫富差距过大总会导致革命，革命是英勇的、浪漫的、痛快的，而革命之后的建设则是艰巨的、复杂的、耗费时日的。古巴人民在发展的道路上至今还没有探索出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成功道路。 前苏联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走的是激进改革的道路，其结果大家都知道。但我们不能忘记在1980年代，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和政治改革压倒一切，一时间还引来我们国内很多人的羡慕和赞扬。戈尔巴乔夫是以政治改革为主，用经济改革来辅助政治改革，结果成了首先要保证民主化这个政治进程不可逆转，为此什么都可以做，违背了经济规律，结果是灾难性的。 政治改革带来的一个巨大问题就是政治参与迅速爆炸，而苏联的体制完全没有为这种参与做好准备。激进的政治改革首先导致了人们质疑苏联共产党的合法性，然后质疑整个苏联国家存在的合法性。接着，立陶宛率先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也紧随其后。因为经济形势已经恶化，戈尔巴乔夫乱了章法，他本人的威望几乎荡然无存，谁都可以拿他当笑料。戈尔巴乔夫本人至今仍在西方受到推崇，但很多俄罗斯民众不能原谅他。戈尔巴乔夫在自己人民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1996年他曾参加俄罗斯总统竞选，得票率竟不到百分之一。 如果比较一下中苏两国在改革战略上的差别，中国在邓小平的强势领导下，走了一条“稳健的改革道路”。如果从政治与经济互动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这个道路也许可以概括为：较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与较小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而政治改革重点是为经济改革铺平道路，这也可以称为“经济改革优先的模式”。这个模式产生的利弊大家有目共睹，但总体上利大于弊，中国避免了大的动乱，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18倍于1979年，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大部分人对国家前途持乐观态度。 综合比较中国过去30年中出现过的不同模式选择，我的结论是：我们的“稳健改革模式”虽然问题不少，但确实比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和苏联的“激进改革模式”要好，也比“极左”和“极右”的模式要好。 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通过30多年的奋斗，经济规模增长了18倍，4亿多人脱贫，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而这些统计还是建立在人民币被低估的基础上的。西方人对中国有各种各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