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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伟：我们需要一门专讲性与性别的课 轻轻点击鼠标，申请将自己的《酷儿文化：历史、媒介与社会》一课由普通选修课升级成本科生核心通识选修课时，华东师范大学的社会学教授魏伟心里有点忐忑：会得到批准吗？但出乎意料的是，他的申请很快通过了，当然学校也给出了进一步改进和提升的建议。 但你很难从社交媒体上找到这门课的信息。无论是作为国内少数研究同志问题的同志学者魏伟，还是这样一堂以性少数群体为研究主体的课堂，都很少进入大众视野。 但并不意味着这堂课很小众。在这所大学的贴吧中，“听魏伟讲性”被学生们列为在华师必做的事情之一。每次上课时，100多人的大教室里总是人头涌涌。 许多坚持来旁听的学生，都是性少数群体，TA们的存在似乎是一个提醒：不少人真切地需要这样的课堂。 魏伟的课一般从晚上六点开始。吃过晚饭，陆晓会沿着食堂出来的那条路，一直走到三教。路上树很多，干冷的风吹过，那是她一天里最放松的时刻。 第一次上课，她和魏伟并行了一段路，直到进了同一个教室她才意识到，这个穿一身休闲装、有着大块肌肉的年轻男人，原来就是魏老师。 那个学期《酷儿文化》没开，她选的是魏伟的《性、社会与健康》。人不多，教室里一共坐了20来人。她已经记不清魏伟第一句话是什么，但仍然记得他给人那种感觉：“一开口就让人觉得很聊得来。” 魏伟在课上说的第一件事是：“我们这门课的尺度可能涉及一些有争议的内容，如果接受不了，同学可以退课。”确实有人站起来，当场就退课了。 作为国内少数研究同志问题的同志学者，魏伟觉得，如果能“力所能及地推动性与性别教育，传播积极的、科学的和有益的知识与信息”，当然是最理想的结果，但这不能强求。魏伟确定自己可以做到的是，给性少数学生一个“认识自我、接纳自我，安全讨论，平等对话”的平台。 陆晓回忆，同学们在课上讨论时，因为涉及一些相关个人的话题，包括公开在课堂出柜，讨论有时会很激烈，但大家基本都能平等看待彼此不同的看法。 陆晓是从研究生起跟着魏伟的，被问到导师对她的影响，她觉得有点难回答。毕竟在信息发达的时代，像她這样的年轻人早已完成了性与性别意识启蒙，自我挣扎的过程早已过去了。 但魏伟依然愿意开这门课，每年上课，教室里的人永远比在系统中选课的人多得多，那些悄悄来了又悄悄走掉的旁听生里，有许多都是性少数群体。 他的课堂永远为TA们敞开：那些像他年轻时一样，渴望有人倾诉、有人解惑，甚至只是想看见群体的存在，以此来抵消焦虑与痛苦的人。 覃山见过魏伟和嘉宾坐在桌子上互相开玩笑，嘉宾说”魏伟你的课真的有够无聊的，讲来讲去都是那几件事”，魏伟不好意思地笑，也没有生气，只回了一句”是，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 魏伟探索过应该如何跟学生相处，他曾问陆晓，“你希望我像别的老师一样带你们做项目吗？”陆晓说：“现在这样就挺好的。”在魏伟看来，如果师生间偶尔有不对等的时候，那也应该是：“我是他们的拉拉队，给他们加油的。” 从“他们的世界”到“我们的世界” 17年前，魏伟决定将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聚焦同志研究时，他的导师找过他，进行了一次非常严肃的谈话。这位同为同志的导师直到拿到终身教职之后，才敢开始做关于同志的研究。他担心魏伟将来面对很大的风险，甚至找不到工作。 那是2004 年，在简体中文出版世界中，除了李银河的《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他再也找不到第二本讲同性恋的书。 他想自己来做研究。一篇官方媒体对成都同志社群防艾运动的报道，给了他力量，他第一次知道原来国内有这样的组织。他想，“同性恋问题肯定是浮出来了”，他愿意赌上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 魏伟在演讲时。 《他们的世界》在魏伟的眼里有一种“边缘的歧视的，受到排斥的他者意识”，魏伟要写的是“我们的世界”，“从一个同性恋者的立场，把我的经验、视角和立场带进来。” 十几年后再回头看，他觉得自己赌对了。 回国的八个月调研中，一切都很顺利。从成都回到美国后，他用四个月时间把博士论文一气呵成，没有修改，然后被评为杰出论文，这是他至今觉得自己”最牛X的一件事情”。 借着”美国海龟”的身份进入上海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后，论文的发表也很顺利。2015年，一个研究当代中国同性伴侣家庭的课题得到了教育部的项目支持，在以前，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评教授的过程也很顺利。原本自己还担心研究方向敏感，但16个评审里有15个人把票投给了他，让他感受到获得承认的喜悦和骄傲。。 想开的课都开起来了，并没有受到什么阻力;学生们在他的指导下创办了关注性少数群体的社团“圆人舍”，年轻人们在这里举办性别多元主题的读书会……这些他曾期待的、喜欢的事情，都一步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