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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媒介劝服传播“CER模型”的构建 一、我国恐慌型涉警舆情现状 涉警舆情中有一种极易引起大范围关注的舆情事件，即恐慌型涉警舆情。例如，2016年的雷洋案，警方在使用强制措施将可疑人员控制时，可疑人员死亡。早期的新闻报道中，模糊的案件描述极易引起大多数公众对自身安全的担忧：“自己会不会遭遇此类事件？会不会死亡？”从而引发公众对案件的恐惧心理，成为涉警舆情爆发的导火索。在此类案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信息告知不及时、不透明、不可靠等失误，引起舆情再度发酵、炒作。等到关注度达到制高点时，会出现两个极端：一是公众出离愤怒而排斥警方所有辩解言论;二是冷漠旁观驳斥警方的理由和证据。显而易见，此时处理舆情事件已经难上加难。 如何有效的处理“恐慌型涉警舆情”案事件，对公安机关当下和未来的工作有很大的影响。本文介绍的用劝服传播学中经典理论——“CER模型”（恐惧诉求）来解答这一难题，一方面给涉事警方提供处理案事件的范本，另一方面为未来潜在的相似恐慌型涉警舆情处理提供良好沟通平台。同时可以利用该模型所具有的舆情长尾和评估作用给每一次后续的舆情问题提出隐形的解决方案，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中。 二、“CER模型”的建立 （一）内容暗示 任何一个模型或机制的推动离不开初始力量的注入和唤醒，没有外界相应信息的刺激无法激发该模型的程序运转。在恐惧诉求的模型中，也存在刺激，即“内容暗示”（Content cues），指的是包含可能引发受众恐慌认知和情绪的信息。 恐慌性涉警舆情的内容暗示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方面，主体并不确定，往往为多方入口，由不同群体、不同目标的人通过不同渠道、不同方式传播给受众。另一方面，恐慌认知因人而异。不同受众对内容暗示的不同认知容易产生众口难调的特点，关注点不同、恐慌程度不同、心理效应也会产生相应的变化。 （二）情绪反应 传播效果的达成离不开受众本身的反应，通过信息传播完成传播者与受众的交互要求受众对刺激有正面或负面的情绪反应，才能提高宽慰性建议对受众的影响效果。情绪反应中有四个关键性要素：自觉威胁严重性、自觉威胁易遭受性、自觉反应效能、自觉自我应对效能。前两者属于威胁评估认知过程，后两者属于危险控制过程。如果受众认为提供的应对措施具有较低的可行性或是较低的执行率，那么就会反过来影响威胁评估认知过程，在潜意识中说服自己“这样处理恐惧的方式并不能消除威胁，还不如不相信有这种威胁”。 （三）宽慰性建议 宽慰性建议的效能高低对该模型的成功与否起着关键性作用。其作用就说服受众接受既定的观点并按给出的应对措施降低甚至消除威胁，达到预先的目的。若无法达到宽慰的目的，则引起负面效果，激起受众逆反心理，导致后续工作难度加大。 在恐惧诉求模式下进行的宽慰性建议更侧重于效能信息，而不是威胁。警方对于事实真相的查清确有必要，但更重要的是形成行为意向或执行实际行动，即针对该类事件提出切实可行的防范措施，保障在未来相似情形下受众权益不受到侵害。理想方式应该是强调推荐措施效果，明确展示反应成本，增强自我效能。 （四）评估反馈 最后，类似于传播学中舆情长尾效应，“CER模型”还隐藏了评估反馈模式，即在相似刺激点再度发生时，就能激发情绪反应，紧接着，受众会根据传播者之前提供的宽慰性建议进行预演，相应的反应会出现在相似的场合中。该反应链会成为一种习惯链，无论何时，当个体留意到与早先传播内容相似的话题或主题，他都会再次经历情绪紧张，并容易想起那些宽慰性建议。 经过了从内容暗示、情绪反应和宽慰性建议的流程之后，停留在受众意识里的是产生恐惧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案。如果原因能達到威胁效果、方案能解决问题关键，那么将产生良性的循环——受众再次受到威胁将不再产生恐惧，能理性思考，利用方案解决问题，如果不能产生良性循环，受众再次受到威胁时，原先的方案根本无法解决实际问题，就会再次产生恐慌，并对警方的介入产生排斥心理，认为“不可能解决问题”，从而给下一循环中警察的舆情处置产生更大的困难。 三、如何利用“CER模型”应对恐慌型涉警舆情 （一）追踪传播信息源，打好阻击第一枪 传播信息源的受众接受程度取决于传播信息主体的影响程度和传播平台的有效性。 一方面，传播主体的影响程度与传播效果呈正比。主体的可信度越大、“粉丝”数量越多、地位越高，恐惧信息的传播广度越大、效果越好。另一方面，传播平台的有效性也有很大影响。有效性不仅仅取决于平台的受众范围，而是取决于平台的网络化水平。一个传播效能强的平台通常具有以下特点：时效性强、受众之间联系密切、信息交互水平高等等。根据传播源的相关特点，公安舆情监测组应当采取相应的策略。 （二）测评受众威胁感，把好脉搏再开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