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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商人与道德 2010050204 金融 林建花 “9月9日，媒体首次报道甘肃14名婴儿因食用三鹿奶粉同患肾结石、、、、、、” “蒙牛、伊利等22家知名乳品企业生产婴幼儿配方奶粉掺有三聚氰胺、、、、、、” “2009年1月，三鹿集团集团原董事长田文华被判无期徒刑，三鹿奶粉事件主犯张玉军2009年11月24日被执行死刑、、、、、、” 是否还记得这些关于2008年9月份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的报道？尽管已经过去五年，说起“道德与商业”，还是不得不提这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毒奶粉事件，因为其直接反映出了中国乳品行业的整体道德沦丧，沉重地拷问着社会的良知，引起各方对商业道德的深思。 由此，我也就毒奶粉事件引出我对“商人与道德”的看法。 首先，何为商业？何为商人？其实中国人很早就学会经商，商朝人善于经商。周武王灭商后，商朝遗民为了维持生计，东奔西跑地作买卖，日子一长，便形成一个固定职业。周人就称他们为“商人”，称他们的职业为“商业”。在学术上，商业是以货币为媒介进行交换从而实现商品的流通的经济活动。商业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商业是指所有以营利为目的的事业，而狭义的商业是指专门从事商品交换活动的营利性事业。“羊群逐草，商人趋利”，就是对商人最好的写照——商人最基本的责任就是追求利益、创造财富。追求利益是商人的天性，“利”是商人的基本诉求，正如古代科举致仕是以前读书人的基本诉求一样。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所构建一般，在一个社会上，每个人都是各司其职，政治家管理国家，军人守卫国家，那么商人自然就是从事生产活动，追求利益，为自己、也为社会创造财富。西方经济学的建立，就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人作为一个“经济人”而存在，他的行为动机对物质利益有着冲动性的追求。这种追求极大地释放了人的潜在能动性和创造性，因而极大地促进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由此可见追求利益并非坏事，这只是商人活动的一个最基本的责任，因此不可以此来推断商人的好与坏。 但是不能因此放纵商人为所欲为。那又是什么来制约商人的行为呢？毫无疑问，那就是制度。事实上,西方正是因为承认人的劣跟性以及商人的趋利性, 所以, 才制定一系列制度来约束人与人! 商人的趋利性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就必须先承认人的恶性! 加有制度约束, 保证商人的活动是有范围和限制的, 而非无限制的, 那么有了这一基础, 商人才有所忌惮，不会为所欲为。 然而，制度存在着滞后性，只能等事件发生后才能得以改善，那么这就需要由商人的道德来制约自己的行为。那么，商人的道德又是如何界定的？商人道德应当泛指商人群体的整个精神构成，包括商人的世界观、经营观、价值观、财富观、职业道德观、经济伦理观、人文关怀、文化品格、精神向度、社会责任感等。用传统文化的语言表述，就是如何看待、如何处理义与利的关系。事实上，义与利的关系，是商人道德的根本性问题。在面对道德的时候，许多商人感到困惑：一方面，他们追逐利润；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坚守道德、承担起社会责任。一支箭，能同时击中两个靶心吗？他们往往处于利与义的矛盾和冲突中，左右为难，无所适从。 可是，这两个目标真的是背道而驰，一个往东走，一个向西行吗？ 并非如此。正所谓“财自道生，利缘义取”，实践证明，企业完全可以将这两个目标合二为一，那就是通过“取之有道，用之有道”。 我认为，“取之有道”的“道”是合法之道，商人追求利润、挣取钱财时最基本就是要遵守法律，不得违反法律规定，违法违规经营，牟取暴利，终不会长久。就如“毒奶粉事件”曝光后三鹿企业便倒闭，其主要负责人皆被判刑。就如“苏丹红事件”使得肯德基陷入信任危机，这家快餐企业不得不花钱财重建中国消费者的信心。就如耐克公司在印度、孟加拉等发展中国家大量雇用童工，所有工人每天在狭小昏暗的厂房里工作十五六个小时，这在欧美引起了轩然大波，使得耐克股价大跌。 至于“用之有道”的“道”就是慈善之道、公益之道，商人要回馈社会，承担社会责任。“拥有巨额财富，不仅是巨大的权利，也是巨大的义务”这是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说的。其实，美国商人有一种一以贯之的财富精神，从安德鲁·卡耐基到约翰·洛克菲勒，从沃伦·巴菲特到比尔·盖茨，一代代美国商人对财富精神的坚守，筑成美国商人精神王国一道无比壮丽的风景。安德鲁·卡耐基被公认为美国私人慈善事业的伟大奠基者之一，他写过一边文章，题目叫《财富的福音》，成为魏国现代慈善事业的经典之作。2006年，美国第二富豪巴菲特捐出他所有财富的85%，约合375亿美元，成为当时世界最大一笔慈善捐款。巴菲特在接受急着采访时说：“在我个人看来，巨大的财富就与过度的肥胖没什么两样，不过是超过自己需要的东西罢了。此举，我想只是在为自己瘦身减肥。”如此幽默的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