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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百年前“史官”的居京日常 学者瞿宣颖（1894-1973）是有“善化相国”之称的晚清重臣瞿鸿禨（1850-1918）幼子，在他80年的岁月中，除了长沙故宅以外，最主要居住地是北京和上海。在北京，他从13岁起进了京师译学馆，精通英文，并学习德文、法文;毕业后去上海读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再毕业后北上谋职。1920年，27岁的瞿宣颖进入北洋政府，1946年归沪独居，直至1973年去世，此间的传奇，足够做一篇《瞿宣颖的京沪双城记》。 他早年居沪时用文言写作，署名瞿宣颖;壮年居北平时，使用瞿宣颖、瞿兑之、铢庵、瞿益锴等若干笔名，用文言、半文言到白话写作;后半生回到上海，写作时署名瞿蜕园。至今人们尚不易分清那么多笔名其实是他一人，因为他同时做了若干方向的学术和文章。 而最终成就瞿宣颖史学家、掌故学家的地方，是北京。他跃然纸上的北京，可分为文言、白话两部分，编成两部大书。 京城的牌楼讲究对称 瞿宣颖早年在沪通过张元济到商务印书馆学习，去京后辅助章士钊编辑《甲寅周刊》，并在其上发表了《文体说》《代议非易案书后》。自己开过广业书社、主编（总编）过《华北》月刊、《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中和》月刊，名列众多杂志、丛书编委，众多诗社社宾，众多学术机构的发起人和工作主力，众多学会会员。 他曾担任北洋政府的若干官职，而说他是“史官”，是因为他曾担任以下三个职位：政事堂（国务院）印铸局局长，国史编纂处处长，河北省通志馆馆长。参照各处的官制简章，现将职责简述如下： 国务院印铸局：“专职承造官用文书、票券、勋章、徽章、印信、关防、图记，及刊刻政府公报、法令全书、官版书籍。” 国务院国史编纂处：“纂辑民国史和历代通史，并储藏关于历史的一切材料。” 河北省通志馆：“向各地征集志料，编纂《河北省通志稿》，并要求各地编纂志书。” 担任过这三处的长官，能堪比古代的史官了。具体而言，瞿宣颖从史料的采集、编辑、教学，到校订、出版，都亲自干过，都管理过。 身为史官，为国存史;私人治学，为家存史。他在《南开大学周刊》1928年11月26日第72期，发表了《设立天津史料采辑委员会之建议》，提出：“著者在近六七年间，着手搜辑旧京史料。除自著短篇《北京建置谈荟》以外，都以資料浩繁，不暇整理，不敢轻言成书……其时得有官厅的助力，颇得许多珍贵的资料，预计一年以后妥可有一部极翔实的新著问世。然而，政府长官更迭，原议停顿，此种私愿也无从实现了。”可见他参考工作中的史料来治学，用私人治学来补官方之缺，并希望人人都有保存史料的意识。可惜此处所指的那部“极翔实的新著”则无从问世了。 瞿宣颖像：1933年时任河北省政府秘书长 他认为：吾国人于字画则知珍重，于史料则不甚顾惜，其毁于无知者之手盖不知若干矣。 而在《设立天津史料采辑委员会之建议》中，他说：我们所注意的不单是古代的历史，更要注意现代的历史，并且要准备未来的历史。 何以是“未来的历史”呢？他在1945年所写有关《中和》月刊的《五年之回顾》：“诚以人事靡常，零篇坠简，一旦澌灭，良可痛惜。得一刊物为之传载，即不啻多写副本，或幸如羊祜之碑，一沉汉水，一置岘首，终有一传耳。”而与此观念不大相同的，是与他的三代世交陈寅恪。陈寅恪始终不研究近代史，直至晚年，才在已部分散佚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中谈一点家事。 瞿宣颖北京故居：黄米胡同（原来牛排子胡同） 摄影 侯磊 与此相符的，是瞿宣颖热心于参与各种学术组织。七七事变以后，北京古学院成立于北海的团城，于1946年8月裁撤。由江朝宗担任院长、张燕卿担任副院长，瞿宣颖与吴廷燮、叶尔衡、田步蟾、周肇祥、王养怡、胡钧、郭则濂等为常务，所参与者皆为一时名士。学院创办了《古学丛刊》《课艺汇选》，仍旧使用文言文，每一期都请人题写刊名。瞿宣颖从第一至五期，连续在其中的《文录》栏目发表文章，并且参与搜集了众多前人未刊的书稿，由郭则澐编印了《敬跻堂丛书》。 他对官方的学术机构尽职尽责，且有着很强的期待。 爱它就为它编方志 当时热爱北平的文人大有人在，而瞿宣颖的热爱远不止写几篇旧京梦华录，而是把职业前途都用在热爱上。鉴于北平历代方志都不够完备，应该编纂一部当下的志书。他想给北京做地方志。他在《国史与地方史》一文中说：“我们现在固然要一部极好的国史，尤其先要有几部极好的地方史。”地方史不仅作为乡土教材培养人们热爱家乡，更是国史的一部分，爱乡便是爱国。 瞿宣颖旧物：银行存折、名片等 而他与此相关的职位，是在天津担任河北省通志馆馆长，主持编纂《河北通志稿》，并就编纂事宜与王重民、傅振伦等学者通信。也曾担任上海市通志馆筹备委员会专任委员，负责上海通志馆的筹备。就私人治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