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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中的动员结构（上） 在中国当代的政治文献中，“动员”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概念之一，这一概念同时也频频出现在中国的当代文学之中，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构成了“动员—改造”的小说叙事结构。①一个政治概念，如此大面积地进入文学，尤其是小说叙事，固然可以据此说明当代文学与当代政治之间紧密的甚至是互动的纠缠关系，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说明“动员”在中国当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而且，不止是政治生活，１９５０年代以后，这一概念还开始向社会、文化、思想等领域移动，并且直接影响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组织形态。 我在此企图讨论的，正是“动员”如何成为中国的某种“隐形”的政治—文化结构，而这一结构又是如何呈现在当代文学之中，并控制着当代文学的写作，我同时企图做的，是把群众、干部和知识分子放在这一结构中进行考察，然后辨析它们在小说中的不同形态以及内含的悖论关系。 一、 动员结构 周立波《山乡巨变》的开头，就写：“１９５５年初冬，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资江下游一座县城里，成千的男女，背着被包和雨伞，从中共县委的大门口挤挤夹夹拥出来，散到麻石铺成的长街上。他们三三五五地走着，抽烟、谈讲和笑闹。到了十字街口上，大家用握手、点头、好心的祝福或含笑的咒骂来互相告别。分手以后，他们有的往北，有的奔南，要过资江，到南面的各个区乡去。”这些“成千的男女”是一群干部，小说的重要人物邓秀梅是其中一员，他们的任务正是要到乡村进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动员和改造，“省委开过区书会议后，县委又开了九天三级干部会，讨论了毛主席的文章和党中央的决议，听了毛书记的报告，理论、政策，都比以前透彻了；入乡的做法，县委也有了详细的交代”。小说的这一开头，极易使我们想到作者的另一部作品《暴风骤雨》，工作队的萧队长和他的队员乘着老孙头的大车去元茂屯“动员”土改。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动员—改造”的叙事结构正是发端于“土改小说”（比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而在叙述“合作化运动”的文学中，这一叙事结构不仅得到延续，而且更成为主要的结构形式之一。比如，柳青的《创业史》同样延续着这一结构模式。其中，唯一变化的是梁生宝的身份，梁生宝不再是外来的干部，而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创业史》的这一身份上的变化，可能直接影响到１９６４年出版的浩然的《艳阳天》，在《艳阳天》中，萧长春也是一个农民干部，但同样承担着“动员—改造”的叙事功能。注意到这一变化也许是重要的，或许它意指着群众掌握真理的重要性，或许它意味着这一所谓的“动员—改造”的叙事结构潜在的人民的合法性支持。 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动员—改造”的叙事结构恰好对应着中国当代的社会政治结构。在讨论“中国政治”的时候，詹姆斯·Ｒ·汤森和布兰特利·沃马克认为：“中国所属的那种制度几乎显示出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形态特征，人们根据这些特征而多样化地称之为动员系统、运动政权、新列宁主义的大众政党系统或是激进的或集权主义的一党体制。不同的著作家对这一类型的定义也有区别，但都认为这一类型包含下述核心因素：一个政党垄断了政治权力并渗入所有其他具有政治意义的组织；一个明确的官方意识形态使革命的目标合法化和神圣化；将全体公民政治化和动员起来的决定，其典型方式是通过党领导的群众运动来实现。用戴维·阿普特的术语来说，这种动员体制显然与集权主义具有某些共同点，但它将统治的政党置于很不相同的历史条件之下。集权主义的模式表现为不可渗入、一元化、官僚的和技术上有能力的政权，而动员体制则以转变一个‘转型’社会的永不停息的流动性的斗争方式运作。后者似乎更接近中国的现实，更恰当地符合其社会状况，并强调在精英们激进的、未来主义的目标下动员人口的公开斗争。” ② 汤森和沃马克似乎并不完全同意将中国纳入这一“发展中国家模式”来研究，但是他们也并没有彻底摒弃“动员”这一概念，而在他们所谓的“中国模式”的叙述中，既强调“中国政治中的多样性与变革”，同时亦给予了“政治动员”以极大的关注。而在事实上，“动员”和“改造”正是屡次出现在中国的政治文献中的核心概念之一。 但是，“动员”这个概念，尤其是当它成为一个社会“系统”或者一个政治“结构”的指称的时候，在某些方面，仍然显得含糊不清甚至过分地随意。需要追问的仍然是：一个社会为何需要动员；谁来动员或者动员的目的何在；支持这一动员的力量以及群众接受动员的因素又究竟是什么，等等。而最后的问题则是：“动员”真的被结构化了吗？而这些问题，离开具体的历史语境，显然很难回答。 在所谓的“动员”结构中，“群众”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概念。而对群众的重视，即和“为人民服务”这一革命政治最为重要的理念有关，同时也直接来源于战争年代的需要。中国革命其实质乃是一种政治／政权革命，所谓“井冈山道路”（“武装割据”、“根据地”）正显示了政党政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