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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意识#8226;本土意识#8226;问题意识 摘 要:度能够被称为热点的文艺学研究问题大体仍然是新世纪以来重大问题论争的延续,但是历史意识、本土意识以及问题意识的增强却是文艺学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化的表征。,正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前后三十年”使文艺学六十年的反思与回顾充满了复杂而纠葛的难题;在文艺学的本质论与建构之争中,争论双方虽在“本质有无”上有分歧,但均自觉放弃“本质主义思维”应该是难得的收获;围绕实践美学的逻辑起点和以“实践存在论”为代表的理论发展之争仍很激烈,甚至带上了个人意气;文化研究在淡化了与文学研究的边界之争之后,其自身的学科之惑和机制之难则成为近年来学者关注的重心。 关键词:文艺学六十年;本质论;建构论;实践美学;文化研究 前后三十年:文艺学60年回顾与反思 刚刚做完“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纪念,马上又迎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庆典。逢十纪念的传统催生了大量回顾、反思、总结、畅想,学术研究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强化对本学科的学术史意识。文艺学学科发展六十年的反思与回顾以三个大型的学术会议为中心,汇聚着老中青三代学者从不同角度的研究而呈现出丰富而复杂的面貌。 第一个学术讨论会是7月16日至20日在贵阳举办的“新中国文论6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六届年会。钱中文在开幕式大会主题发言中指出,前30年是只讲阶级斗争的文化专制时代,后30年则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时代。他认为,当代文学理论需要融汇中外古今,加强创新意识与原创精神;加强历史意识与实践意识,面向创作实际;立足本土、面向世界,高扬人文精神,建设与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王元骧也立足于前后30年的比较为基础指出,文艺与政治是不可能完全没有关系的,政治性甚至可以说是文艺所固有的属性。我们在肯定“为文艺正名”对于文艺理论拨乱反正所起积极作用的同时,还应看到要正确的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才有希望在这个问题上找到正确的答案。姚文放将60年中国文学理论的嬗变分为三个阶段,指出17年以及十年“文革”文学理论为政治乌托邦所主导,新时期文学理论为审美乌托邦所主导,20世纪90年代初到新世纪文学理论为文化乌托邦所主导(注:潭德兴、林早:《“新中国文论6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http:///Article.aspx?id=45772。))。 第二个学术讨论会是9月17-20日在北京召开的“外国文学理论六十年”学术研讨会,围绕“外国文论六十年的成绩与空间的拓展”、“外国文论译介六十年的成果与当下的任务”、“外国文论教学与教材建设六十年的经验与问题”等展开了研讨,陈众议指出,新中国的文学理论发展头30年是照搬苏联的模式,最近30年营造了多元的理论空间;但另一方面,文化的多元化把我们引向绝对的文化相对性,使我们面临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给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带来负面的影响。张中载结合多年的教学经验,主要谈了大学外语系西方文论课程的教学经验以及存在的种种问题:在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进工作中,容易偏向学以致用的实用主义价值,忽略了文学理论的人文价值;古典西方文论与20世纪西方文论更具有人文价值;学习西方文论很容易穿鞋带帽,生搬硬套,牵强附会;应用西方文论解读文学作品,不应忽略文学作品本身的美学价值,无视作品本身的审美情趣和审美价值;西方文论自身具有强烈的西方立场和意识,在看到其多元化和思想解放的特色的同时,也要看到它可能对学生产生的负面影响。吴元迈在发言中谈到了“外国文论中国化”的问题,他指出新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一直处于追赶性研究的阶段,他着重指出了新中国文论发展前30年对苏联文学理论的吸收问题。他指出,历史性的机遇让我们静下来好好思考,回到历史的现场,讲述历史的变迁。总结这样一段发展是好的,时机也是重要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应提出中国文论研究的主体性议题,并沿着这个思路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独创性文论(注:杨光子:《“外国文学理论60年研讨会”在二外举行》,http:///Item/22091.aspx。))。 第三个学术讨论会是10月30日至11月1日在浙江金华召开的“新中国文艺理论六十年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会上,杜书瀛对“马”、“列”、“毛”的文艺理论思想进行了反思和总结,认为在世界共产党人的美学发展史上,列宁创建了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或革命共产党人的一种新的美学:以文学的党性原则为标志、为旗帜的列宁美学,毛泽东则是列宁美学最忠实且富有创造性的中国继承者、传播者、发扬光大者、发展者和积极实践者。他由此将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论发展概括为3个三十年:“前三十年群龙争斗,中间三十年一家独霸,后三十年多元对话。”(注:杜书瀛:《文海滔滔,谁主沉浮——纪念“三”“六”“九”,重读“马”“列”“毛”》,《“新中国文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