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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字劳动探索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时代变迁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批判的新锚点 距离沈原教授在新千禧伊始提出“中国社会正处于两次大转型的交汇点上”不过10余年，我们便切身体会到历史脚步的匆忙。这个颇具冲击力的新时代先是在全球范围内高调亮出了平台经济、人工智能、创业创新、大数据等招牌吸睛，然后在各种黑马、独角兽可想而知的衰退与破灭中使世人惊愕，最后在中美对峙、逆全球化的浪潮下给全球经济以重重一击，将就业水平带至冰点。你我都能体会到庚子年的这股戾气：数字识别等新技术为生活提供便利，但也带来隐私的丧失与监控手段的普遍化等焦虑;生物医学技术将人们带到了基因编辑的新时代，但却对新型冠状病毒一筹莫展……世纪之初的瑰丽泡沫眼看越飞越远。伫立在历史长河边，我们切切实实地见证“沉舟侧畔千帆过”：在第一代农民工的归途仍未明确、制造企业中的技术升级尚未完成之际，大批劳动者已经撇下现代工厂这只“巨兽”，以网红、快递小哥等新身份、新面目，投入“勇敢的新经济”中了。今时今日，学者们无疑又陷入一种对未来与未知的焦灼与不安之中。人当然“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但是，后浪与前浪真的身处同一条奔涌的“河流”吗？世界到底变了吗？如果真如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或汉娜·阿伦特等先贤所揭示的，劳动不是明日黄花，而是人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人类社会存续的依托，我们又当如何把握历史的脉搏，理解令人炫目的“新工作”与那个似乎一直都在的“本质”之間的新关系呢？ 19世纪早期，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式提出了对现代社会本质的精辟见解，为世人拨开历史的迷雾、树立光明的灯塔。但我们不能“刻舟求剑”，变迁的时代需要不同的“锚点”：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等学者在“二战”后革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从“制造剩余”和“吸收剩余”的角度分析垄断资本主义的滞涨现象;戴维·哈维（David Harvey）等学者在冷战结束后提出了空间政治经济学理论，为理解资本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的跨国流动与弹性积累提供了可能。随着人类社会进入数字时代，移动互联等新技术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工作与交往方式，带来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模式的翻新。在这种情况下，以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等为代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从数字时代的劳动、劳动者与劳动关系特征人手，揭示了资本增殖的隐秘“新”逻辑，为我们理解人类在数字时代的境况设立了一个新的“锚点”。 那么，传播政治经济学对于理解数字时代的劳动状况提供了哪些新认识？我们又如何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分析当今世界的变迁呢？在20XX到2020年4年间，姚建华副教授将该领域的代表文献引介到国内并编纂成册，于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媒介和数字劳工研究：西方的视角”丛书，在这个困惑、彷徨的庚子年，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赋予人们洞察资本主义世界变迁的智慧与勇气。 二、数字时代的积累、劳动、支配与抗争 劳动与工作构成社会科学研究者理解人类存在状态的重要视角之一，而技术则是其探寻社会变迁的首选切入点。莫斯可在这套丛书的总序中写道：“数字世界的下一步革命可能对世界秩序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之前的互联网。这是因为新的技术带来了三个强有力且相互联系的系统：云计算、大数据分析和物联网。”数字技术将数据存储和服务集中于数字化工厂，用以处理由网络传感器收集的来自生产部门、受众、消费者，乃至身体的海量信息，打破与改变了曾经的商业模式和组织模式。那么数字技术时代的资本积累模式是怎样的呢？技术变迁对劳动方式和劳动关系又产生了怎样的新影响？这便是这套丛书所要回答的问题。笔者则将其归纳为积累模式、劳动控制、产消合一、组织抗争这“起、承、转、合”四个议题。 （一）“起”：积累模式的转变 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今天的人们与其前辈仍在同一条历史之河中踏浪淘金。资本积累仍然源自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三种途径：贸易、租金与劳动。但是，在当下这个被网友称为“羊毛出在狗身上，猪埋单”的时代，资本积累模式发生了转变：贸易不再是依托远洋航海的殖民贸易，而是通过对他人知识产权进行占有与销售或通过售卖互联网中的免费内容而获益的信息贸易;租金亦不仅来自土地或房产，而且源于网上空间——广告代理商支付给社交媒体、企业支付给搜索引擎、店家支付给平台、用户支付给媒体网站等;随着生产与消费界限的模糊、劳动与娱乐边界的打破、雇员与雇主身份的消弭，信息时代的人类劳动亦嬗变为生产出“数据”“内容”与“信息”的数字劳动与无酬劳动，这些“无形产品的生产者”便是“数字劳工”。 当然，数字劳工并非铁板一块。一方面，就像物质生产者能够分为技术专家、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一样，数字劳工既包括控制了创新过程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