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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与通讯迭代下的人情物理 主持人语：时至凛冬，新冠肺炎病毒依旧在全球肆虐，虽然疫苗的曙光在前，但这场持续且深刻改变全球的疫情带给人类的挑战是空前的，带给文学的挑战也是空前的，不得不说，即便疫苗终结了疫情，人们面对的也将是一个无法与疫情前的世界做无缝嵌入的新世界。在岁末的文学刊物中，我们读到了不少关于后疫情的故事，这些作品或者聚焦现实情境，或者投射未来的危机，但都隐含着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 我们本期四季评关注的另一主题是通讯迭代下人際情感的变化，事实上在疫情中，便捷的通讯一方面帮助我们与亲人的通联，帮助我们借助健康码通行;另一方面，各种社交平台也成了留言的集散体，成为不断制造社会撕裂的舆论场。“家书抵万金”的时代遥遥远去，天涯若比邻的交流所带来的却也未必全是眷恋。敏感的作家呼应这一主题，也做出了特别的观照。 后疫情时代下的疾病叙事钱敏索南才让：《荒原上》，《收获》2020年第5期 几个性格迥异的青年人和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人组成一支临时工作队，在冬天进入牧场进行灭鼠。突如其来的鼠疫消息将他们封锁在这片白茫茫的荒原上，归家变得遥遥无期。当青年们各自经历了爱情的萌发与破灭、亲情的挣扎、对尊严的复仇后，回来的人带来消息，这场鼠疫没有得逞，草原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整部小说的叙事核心就在于延宕，荒原上时间的凝滞感和重复感不断被提及。因为大雪封原，来到草原的前三天他们无法展开工作，突如其来的鼠疫又使得他们被隔绝，浩繁的灭鼠工作和及时归家变得遥遥无期，始终在人们的意念中作为恐惧存在的鼠疫也迟迟未来。在巨大的时间空白中，这群青年人被抛掷出正常的社会化轨迹，陷落到无可名状的空洞，一切的言语都取消了意义来回倾轧感知被无聊钝化，行动丧失了效力。 作为其中唯一的中年男性兀斯，则在这种与现实时间的断裂中沉湎于过去的记忆，他秉持着草原的生命信仰和原罪意识，却不可避免地在与年轻人的思想分歧中体验着现代化冲击下生活的急剧变动和价值更迭，感受着被滞留的惶惑与不安。“兀斯并不老，但年龄和身体像洪水一样把他分开了，时间越久他越害怕。”这种恐惧在鼠疫来临时达到极致，他得以凭附的只有家族的罪感意识“我的家族背负着巨大的罪孽，每一辈都要死几个人，其他的才能活着，因为我这一辈已经死过人了，所以现在不会轮到我。”来抵御疫病带来的变动。此时疫病已经内化为一种宿命体验，正是个体在死亡面前的孤独和无遮蔽的恐惧，构建了罪与罚的关联，使得捕鼠与鼠疫之间也发生深刻的联系，重唤对生命的思考。 小说采取了双线并行的模式进行，一方面是鼠疫带来隐伏的不确定性和胁迫感，另一方面则是青年们不断扭曲、臆造的性话语和性行为，隐喻着他们在荒原上被压抑的生命能量和冲动，两条线索此消彼长。随着鼠疫消息的到来，真实的恐惧感刺激着所有人的神经，但持续一个月后倦怠和麻木再次袭来，生命能量爆发的可能也在凝滞的时间中被延缓。至“我”和银措建立恋爱关系，鼠疫已经退居幕后，偶尔在往来信件的末尾被提及，如同始终没有鸣响的枪支，却在文本中悬置了一种不确定性。当金嘎因手淫被确罗羞辱嘲笑，我们以为一切都还会照旧过去时，金嘎却进行了令人惊骇的复仇——把有自己精液的碗放在确罗的头上，将自己活活冻死。这片荒原的平静被彻底打破，死亡的恐惧得到歇斯底里的释放，这时候却传来鼠疫平静结束的消息。 在小说节奏张弛的错位中，灰败的失落感贯穿始终，等候的外部危机迟迟未来，落地的却是内部的毁灭，所谓灾难一直在体内酝酿，疫病的背景化和象征化将对生命内质的探讨推向极致。后疫情时代对作家心理的持续性影响也在这里得到表征，疫情流行带来了非常态的持续化，其引发的自主性焦虑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性精神危机。在一定程度上，这篇小说对疫情经验如何深度嵌入我们的精神和生活，作出了极为有效的探讨。 梁晓声：《哥俩好》，《北京文学》2020年第11期 如果说《在荒原上》以一种不确定性的悬置折射了后疫情时代的社会性焦虑，那么梁晓声的《哥俩好》则以四岁儿童的视角讲述了理想主义照耀的抗疫日常，由于父母滞留武汉，哥哥弟弟相互扶持、共渡难关的温馨故事对疫情创伤进行治愈，在平凡的日常中闪耀着人文主义的关怀和积极向上的力量。饶有意味的是，作者在处理时代宏大题材与儿童叙事的采用上，时不时流露的破绽，恰恰投射了作家在宏大叙事和个体经验对接上的探讨和困惑。 小说从一个快五岁的孩子滔滔不绝的讲述开始，从介绍家庭关系，到疫情期间哥哥努力照顾“我”，采购物资，分担家务，带发热的“我”到医院就诊，最后爸妈回家，想要抱起“我”和“我”亲热，但“我”拒绝了，原因是“我”已经长大了。“我觉得，在大人们说成在‘非常时期的两个月里，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大人了。”怎么证明呢，许多大人都承认的事实——中国的抗疫措施很有成效，“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