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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社会学对科学医学提出的挑战 2020年以来，在与新冠病毒肺炎的对抗中，我国传统的中医中药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国内的“中医黑”常常把西医与“科学”等同起来。更为吊诡的是：本意仅仅是“实证”的科学一词，被他们神化为“正确”乃至“真理”的代名词。他们认为中医药是不能被实证的，因此是不科学的，于是就成为正确或真理的对立面——谬误或异端邪说。 实际上，发达国家的社会科学界似乎对西方医学并没有那么自信，更没有那么自傲。在同样源于西方的医学社会学或健康社会学的文献中，对医学现状表示不满和疑虑其实是常见的话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弗雷德里克·沃林斯基（Fredric Wolinsky）和威廉·考克汉姆（William Cockerham）都对医学发展的过程作了梳理并进行了评论。 医学史上的“以人为中心” 和“以病为中心” 在弗雷德里克·沃林斯基所著的《健康社会学》一书中，他把西方医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脉络划分为八个阶段，并以西方医学史上八个“最有代表性的精彩片段”作为每一阶段的标志。饶有兴味的是，在这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充斥着“单纯生理”的一元哲学与“生理（躯体）—心理（精神）”或“生理（躯体）—心理（精神）—社会”的三维哲学的争拗，而且还“轮流坐庄”： （一）許癸厄亚的哲学。公元前15世纪的“许癸厄亚的哲学”时代，主张预防疾病和维持健康为主，并确信健康应该包括躯体和精神。 （二）阿斯克勒庇俄斯崇拜。公元前12世纪的“阿斯克勒庇俄斯崇拜”时代，主张医生的首要职责是治疗疾病，使病人康复，明显偏向躯体健康。 （三）希波克拉底时代。公元前5世纪的“希波克拉底时代”，主张摒弃超自然的神力，用理性和系统的方法治疗病人，认为躯体与精神健康应该融合。 （四）教会的束缚。在黑暗的中世纪，教会完全控制和掌管了精神和社会领域，医学被贬黜到只配考虑肉体病患的地步。 （五）笛卡尔和17世纪的理性主义。17世纪，笛卡尔等哲学家仍然认为：医学应该专心研究人体的生理功能，而把灵魂问题留给上帝和教会。 （六）公共卫生迅速发展的年代。工业革命时期，欧文（Robert Owen）、圣西门（Henri de Saint-Simon）等把人道主义思想带进公共卫生领域，医学开始重视影响健康的社会因素，公共卫生设施和服务得到很大改善。 （七）巴斯德（Louis Pasteur）、科赫（Robert Koch）的特异病因学和细菌理论。19世纪，巴斯德、科赫等人创立细菌学理论，认为每种疾病都有一个特殊的病因，只要找到能够消除和控制病因的“神奇的子弹”，就能杀死疾病。细菌学理论又使医生目中无人，变成了人体的“机械师或修理匠”。 （八）完整人的健康：系统论原则的出现。20世纪后半叶，随着医学社会学的发展，从系统的完整人的角度来研究医学和健康的趋势才重新回归1 。 从上述医学史中，实际上经整理后是一部西方医学思想史或医学哲学史，沃林斯基概括出医学的四组“二元性”，这四组“二元性”反映了西方医学深层次的内在纠结： “第一组是医学既依赖于巫术，也依赖于科学，这是医学始终具有的一个二元性。”这里所说的“巫术”，应该是泛指某种神秘力量。说到医学的起源，总会提及上古时代的巫术2。医院的出现，也与基督教的兴起相联系3。再看现代医院的就医过程，其实有一种刻意营造的神圣氛围和仪式感。另外，一个人一旦进了医院，其社会身份就变成了必须听命于医方的“病人”或“患者”。至于医疗服务的结果，爱德华·特鲁多（Edward Trudeau）的墓志铭表达得最为直接：“有时，能治愈;常常，是缓解;总是，去安慰。”4 “现代医学的第二组二元性是倾向于个体医学和倾向于群体医学之间的差别”。沃林斯基认为：在医学部门占统治地位的是个体医学，其基本原则是治疗和康复;而在公共卫生部门占统治地位的是群体医学，其基本原则是预防。沃林斯基更指出了一个诡异的现象：“虽然倾向于群体的医学对健康水平有更大的影响，但我们绝大部分的卫生经费是用在了倾向于个体的医学上了。”5 “现代医学中的第三个二元性是把肉体和心灵看作彼此独立的部分和把二者看成一个整体之间的区别。”沃林斯基认为：恰恰是不断增长的科学知识直接把情绪压力与生物学组织的变化连接起来。他指出了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现代医学不断积累和收集社会、心理压力与躯体状态变化相联系的大量信息;另一方面，现代医学却继续把心灵和躯体当作彼此独立的部分来对待6。 第四个二元性是医学用技术手段而不是用人文的或整体论手段来治疗完整的人。沃林斯基强调，这个最后的二元性是以上三个二元性的衍伸和深化，他认为：“这是科学的碎片式方法的精致产物”。《希波克拉底誓言》中的医生和病人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