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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西南边境的土司与边疆安全 元明清时期的土司遍及西南各省，西北地区也有存在，分布范围非常广泛，对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边疆历史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清朝前期西南地区土司遍地，雍正朝改土归流以后，土司大量减少，但西南边境等地区仍存留了许多，这些边境地区的土司对边疆的安全稳定功不可没。目前与清朝西南边境土司研究密切相关的论文主要有李正亭的《元明清时期云南边地土司与国家疆界变迁关系研究》，王春桥的博士论文《边地土司与近代滇西边界的形成》，刘祥学的《论边地土司与中国疆界的形成》等。上述论文是从边地土司与中国疆界的关系角度进行的研究，研究时段跨越元明清甚至民国，而非清朝边境土司研究之专论，也非从边疆安全角度对边境土司进行的探讨，其他还有多篇研究边地土司的文章与本文的研究目的相差更远。此外，这些论文多使用“边地土司”这一提法，“边地”究竟是“边境地区”还是“边疆地区”的简称，未给予清晰的概念界定。为了避免概念混淆，本文使用“边境地区”一词，即指本文研究的地域范围是清朝的边境地区，而不是边疆地区。关于清朝边境地区的地理范围，在拙作《关于清代边境管理研究的若干思考》一文中已经做了明确界定，此处不再赘述。鉴于以上因素，笔者试从边疆安全角度对清朝西南边境土司的职能做个粗浅分析。 清代影响西南边疆安全稳定的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位：一是境外，包括邻国的侵略和发生在邻国的动乱等;二是境内，包括发生在边疆地区的起事、动乱、土司内讧、边境缉查、社会治安等事件。因此西南边境土司所担负的职能也分為两个部分：对于来自境外的威胁，西南边境土司担负国之藩篱的职能;对于来自境内的各种不稳定因素，西南边境土司则担负边境管理的职能，维护边境地区的稳定。 一、清朝政府视西南边境土司为国之藩篱 清朝政府将边疆民族势力作为藩篱的思想始于康熙皇帝。康熙三十年（1691），清圣祖谕扈从诸臣曰：“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677。同年同月，工部得知古北口一带长城多有倾塌，议请修筑。清圣祖谕大学士等曰：“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677-678其认为再坚固的长城也会被军队攻破或自然损坏，远不如修德安民，民心悦则边境固，因此清圣祖拒绝修复长城，而是通过施恩于北部边疆地区的喀尔喀蒙古诸部，令其防备朔方，即以边疆民族势力作为国之藩篱。清圣祖的这种边防思想被清朝后世统治者继承并发展。 以边疆民族势力作为国之藩篱的边防思想也被清朝政府应用于西南边疆，主要是针对西南边境地区的土司而言。早在康熙十八年（1679），广西提督哲尔肯就曾上疏言：“庆远、太平、思恩三府，逼近交趾，联接云贵，为粤西藩篱”1056。当时广西庆远、太平、思恩三府多为土司地区，一旦发生外患，三府土司首当其冲，成为国防第一道屏障。正因为如此，雍正初期，清朝政府拟改土归流，广西提督韩良辅反对将边境土司改流，直言不讳地说：“土司控扼交南，改流则自撤藩篱”960。云南边境的土司亦是如此。雍正六年（1728），西南边疆的改土归流正如火如荼，对于云南南部边境的土司，鄂尔泰清晰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不论江内江外，其逼近外国，应示羁縻之地，仍著落车里土司，以备藩篱”659。雍正末年任云贵总督的尹继善在处理普洱改流善后事宜时，同样主张保留云南边境的车里土司，曰：“内地之土目，必当削其事权，而边境之土目，又必使有专责。查江外各勐地方，已有宣慰司刀绍文及土弁刀细闷纳保守，以为藩篱”448-449。其中边境土司（土目）的专责即国之藩篱，保疆卫土。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月二十八日，署云贵总督彰宝在奏折中也如是说：“沿边各土司虽设处荒檄缴，均为内地藩篱”。道光二年（1822），车里土司刀绳武被缅目诱往孟艮，因近支无能干堪以承袭之人，只好继续命刀绳武回任土司，但清宣宗命云贵总督“严饬该土司，嗣后务当慎守厥职，率同族目，妥为抚戢夷众，以固藩篱而免咎戾”397。长达百余年间的多位封疆大吏都在正式的官方文献中指出西南边境土司的一项主要职能就是国之藩篱。历史事实也确实如此，西南边境土司在整个清代都发挥了重要的藩篱作用，为保疆卫土、维护边境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清朝西南边境的土司同北部边疆的藩篱相比，要孱弱很多，主要是在和平时期守边卫土，一旦遇有外敌入侵等突发性涉外事件，很难独立担负国之藩篱的职责，往往是由清朝政府出兵正面作战，西南边境的土司则配合协助。清代云南临安府与安南接壤，辖有三名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