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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毛泽东的战“疫”情志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这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中国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全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正以必胜之心、责任之心、仁爱之心、谨慎之心，坚决打赢这场艰巨的疫情防控人民战争。在这一特殊时期，重温毛泽东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回顾当年那场波澜壮阔的消灭血吸虫病的人民战争，不仅能深切体会一代伟人毛泽东对人民的一颗赤诚之心、一片奔涌之情，深刻体会中国共产党为民解难、为民造福的责任担当，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而且也必将有利于汇聚起众志成城、风雨同舟、共克时艰的磅礴之力。 人民健康大如天 毛泽东熟知中国历史，切身感受过旧中国疫病丛生给人民生命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危害。在毛泽东心目中，卫生防疫始终是群众关切、生命攸关的大事，更决定着人心向背、体现党的性质和宗旨。关心人民疾苦，情系百姓安危，是毛泽东一贯的政治理念和深厚情怀。 早在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指出：“军政机关对于卫生问题，再不能像从前一样不注意，以后各种会议，应该充分讨论卫生问题。”1933年11月，毛泽东到兴国县长冈乡实地调查，他在《长冈乡调查》中写道：“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要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 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防疫总委员会，开展卫生防疫宣传、军民卫生运动、实施接种预防等。1944年年初，延安周边出现严重的传染病疫情。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说：“近来延安疫病流行，我们共产党在这里管事，就应当看得见，想办法加以解决。”1945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的报告中强调：“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不仅领导相关部门及时制定正确的卫生工作方针，还切实领导了新中国的卫生防疫工作。1949年10月，察哈尔省察北专区发生鼠疫，毛泽东特别指示迅速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并亲自致电斯大林，请求苏联政府予以援助，使察北鼠疫疫情迅速得以控制。11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成立后，把集中力量预防流行性疾病作为头等大事。毛泽东为此指示卫生部必须大力加强卫生防疫工作的组织和领导。 1950年8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确定“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为新中国卫生工作三大原则。毛泽东为这次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 1951年4月，卫生部召开全国防疫专业会议，制定了鼠疫、霍乱、天花等19种传染病的防治方案和《法定传染病管理条例（草案）》以及若干防疫工作的具体办法。9月9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提出“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卫生工作亲自拟稿批转的第一个文件。 1952年春，华北一些地方相继发生流行性感冒、麻疹、猩红热、白喉等疫病并出现蔓延势头，毛泽东收到疫情报告后立即批示：“有疫者治疫，无疫者防疫。”1952年3月，政务院决定重新组建中央防疫委员会（12月更名为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同年6月10日，毛泽东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既是我国体育工作的指导方针，也成为落实“预防为主”的重要措施。12月，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毛泽东又为大会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 1955年12月，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通知中，给爱国卫生运动和卫生工作提出了除“四害”和消灭疾病的任务。1956年1月，他又把除“四害”及努力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列入《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后来，他在修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时写道：“除四害的根本精神，是清洁卫生，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10月13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指出：“除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 毛泽东对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和健康的卫生防疫事业极为关注，提出和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卫生防疫事业的重要方针，为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殚精竭虑为血防 血吸虫病，俗称“大肚子病”，是由血吸虫寄生于人体所引起的一种疾病，在我国流行甚久。考古发现，我国在2100多年前的马王堆汉墓尸体中已有血吸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