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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津教案看曾国藩的外交观 晚清名臣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人物研究的一个重点和热点。学术界对于曾国藩外交观的研究，专作较少，尤其是天津教案，或论是非功过，或论卖国与否，对于曾国藩外交思想的专门性研究相对缺乏。鉴于此，本文以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为切入点论述了其外交思想。 一、历史背景 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事件，而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遮掩绑架杀死孩童作为药材的流言四起，导致民间反洋教情绪高涨。同年6月，津民杀害外国领事、传教士、修女，烧毁教堂的的天津教案爆发。津民的反抗使列强感到恐慌并向清政府联合照会，而清政府也不愿在备受外患困扰的情况下再发生战争，于是派直隶总督曾国藩赴天津查办教案，嘱予“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①堅持和议。 二、曾国藩的处理措施及原因 曾国藩在天津教案问题上奉行了清廷“和局”的方针，经过一番调查取证最后采取了几种办法：“力辩洋人挖眼剖心之诬”、派员兴修焚毁之教堂、领馆、释放教民、查拿正凶、惩办官员。据此可见曾国藩是封建清王朝忠诚的卫道士，确是“诚恐有碍于和局，故不惮委曲求全。”②这里的“曲”应该包含两层意思：事发之“曲”和办案之“曲”。由此可见，曾国藩作为一名有识之士、朝廷重臣不可能不明事理，他确实肯定洋人有曲在先，津民杀人毁堂在后，是洋人的野蛮行径导致群众的积愤不平，才有教案发生。曾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