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籍制度解体对堂名形成之影响.docxVIP

乐籍制度解体对堂名形成之影响 堂名，是流行于江苏南部、上海及浙江北部的一种产生于清中叶并一直活动至今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民间音乐班社类型。从形式上看，（堂名）既有以坐唱昆曲、滩簧、京剧为主，侧重戏曲，兼有多种传统器乐形态的类型；又有侧重民间器乐，诸如十番锣鼓、吹打、丝竹，兼有戏曲演唱的类型；还有道士参与其中的类型。事实上，堂名从产生到定型，经历了人员组成、音乐形式、流行区域等一系列的变化过程，才形成今天被大家所认知的涵盖多种音声技艺形式、较为复杂的班社形态。由于其道士、吹鼓手、官属乐人的不同人员背景导致了不同堂名的演出形式有不同侧重，被当下学界所共识的堂名也可分为道士堂名、鼓手堂名、昆曲堂名三类。道士堂名侧重于道场法事，兼以吹打器乐和昆曲；鼓手堂名则以吹打为主，兼唱昆曲；而昆曲堂名则以唱昆曲为主，兼奏丝竹吹打，参与民间礼俗活动。从内涵上看，文人雅士们依据个人爱好，引经据典书写堂名以匾额形式悬于堂前，以表现一种人生态度或是人生追求，大宅之厅堂也是演乐唱堂会的地方。而作为音乐班社的堂名，是取其雅致的意味加以通俗美好的称呼，既有文雅之感又有吉祥喜庆之意，如昆曲堂名“合和堂”、“万和堂”，鼓手堂名“鸿福堂”、“光裕堂”，道士堂名“中和堂”、“春和堂”等。 纵观涉及（音乐）堂名的文献，其成书年代基本是在清中叶以后，目前可见的有关堂名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堂名对昆曲、江南丝竹等音乐形式的承载上，却难以解释为何会产生堂名这种涵盖多种音声技艺形式的班社且出现的时间恰巧在乐籍制度解体之后。从宏观上看，全国各地鼓吹班子、戏班等音乐团体的大量形成也是在雍乾之后，仅仅是巧合吗？项阳先生对乐籍制度的系列论述，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从乐籍制度的角度对堂名重新进行审视，明确乐籍解体前后这个重要时间节点的意义，似乎能对堂名的产生和以上诸多问题做出解答。 从官属乐人到民间艺人的嬗变 乐籍制度肇始于北魏，历经隋唐、宋元，以至明清时期一直有所继承并变化发展。清雍正元年，国家从制度上明确规定禁除乐籍。其后，在雍正二年、乾隆三十四年、嘉庆四年和嘉庆十三年清政府又连续出台了禁止官员蓄养优伶的政策，拟从制度上对蓄养优伶之事进行革除。这一系列法令政策的出台，不仅对戏曲、器乐等音乐形式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更直接导致了专业乐人身份的巨大转变。 明清时期乐籍中人在地方官府的用乐机构中承担了礼乐和俗乐的双重任务，礼乐主要为仪式所用，以男性乐人为主，不同礼制类型其乐队组合、乐曲等都有明显差异。而俗乐则以女性乐人为主，更多承应非礼制仪式用乐，这其中包括了多种音声技艺形式。虽然同为乐籍中人，不同人群根据功能和场合的不同又各有侧重，有偏向礼制仪式，也有面向世俗生活，不同的音声技艺形式均由乐籍中人承载。无论哪一级官府都有礼的需要，只是高级别官府所涵盖的音声技艺形式更加丰富。 苏州为高级别官府所在地，高级别官府所在之处大抵都有乐营，州府以上的乐营、州府散乐中的官属乐人是戏曲等音声技艺形式的承载主体，吹鼓手则是多级官府均有之，官属乐人参与不同礼乐和俗乐场合。乐籍制度解体后，官属乐人恢复了自由身，原先的礼乐、俗乐承载者逐渐向民间下移。所以堂名应该最先形成和存在于经济、政治相对发达的城市地区（高级别官府所在），主要面向官员、文人阶层，以俗乐戏曲为演出内容，城市和乡村中的民间礼俗活动则多由吹鼓手和道士担当。随着乡村地区对戏曲“崇雅”需求的增加，堂名班社逐渐由城市中心向周边乡村扩散辐射，并进一步与道士、吹鼓手相融合。 一方面，乐籍解体并不是随着制度颁布就立刻生效，想要真正脱了贱籍和普通平民一样则需要“下逮四世清白自守，方许报捐应试”，想来也并不是那么容易。一直以来（专业）从乐者都为平民所不齿，社会地位极其低下，老百姓的歧视观念根深蒂固，并不会因为朝廷颁布的几条政令就出现根本性的转变；另一方面，音乐是官属乐人得以生存的技能和特长，这些（曾）为官家所有的乐人恢复了自由身，其服务对象就由官府转向普通民众，特别是男性乐人们开始更多参与到民间礼俗之中。也正是由于服务对象的转变，导致其服务方式、演出形式等也要做出相应调整以适应新的“市场”，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各种以营利为目的，为民间礼俗服务的音乐班社。堂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是官属乐人“文化下移”中的整体创造。乐籍制度解体后，曾经的官属乐人为满足当地民众的审美需求，常常结合当地特色，在礼乐和俗乐两个层面各有承继。在苏南，礼乐的部分主要由吹鼓手和道士承载，俗乐的部分是由“小堂名”承载，直至十九二十世纪，堂名逐渐与吹鼓手、道士相融合，但是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