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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辅助迁移问题的生态伦理考量 当今物种灭绝的趋势正随着生态危机的加重而呈现持续恶化，使得一些传统物种保护手段（如划定自然保护区、栖息地复位等）的效用减弱，特别是随着社会各界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视，以原位保护为主的策略也逐渐向异地保护的形式转向，物种辅助迁移就属于这类转向的典型代表。辅助迁移保护策略采取的方式是将保护对象从原生环境转移到异地生存的保护模式，虽然它在当下应用广泛，但也存在诸多问题的争议。 本文对辅助迁移问题的生态伦理考量主要由三部分内容组成。第一，对物种辅助迁移的历史和发展现状进行考察，明确它在众多保护策略中的地位，以及大致整理出它在保护生态位、缓解利益冲突、保护濒危物种三类情境中的应用状况。第二，在此基础上，针对这三类情境所涉及的各种问题纷争，梳理总结了关于物种辅助迁移在生态风险和保护效用两方面的争论。第三，将两类争论纳入生态伦理的视域中，分别从物种保护的道德动机与保护主旨、物种保护的道德关怀与辅助迁移效用的局限性以及辅助迁移应有道德语境与适用对象这三个层面，对一些非必要争论的问题域进行澄清，特别是为我国一些物种骤减严重的地区借鉴国外物种辅助迁移的实践应用提供有益的选择性导向。 一、物种辅助迁移的历史及发展现状 迁移本身并不是什么新概念，人类迁移野生动物的历史已有数千年，类似物种迁移的方案也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被提出。①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更是早在1987年就将迁移（translocation）的概念明确定义为：“生物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将其放生并还以自由。”②但直到21世纪，当全球变暖已然成为新形势下生态危机的代名词时，物种辅助迁移的保护策略才得以受到最为广泛的关注。 物种迁移的实际应用所涉及的意图很多，其中就包括商业目的或娱乐等，本文主要针对保护性质上的物种迁移（conservation translocation），大致有以下三类情况。 第一类，以保护生态位为目的，用以修复某区域生态系统关键生态位的缺失。即某区域关键物种的灭绝也使得生态位空缺，由此极有可能导致该地区关键生态功能的丧失。而通过选择一种生态相似的物种来弥补所失去的生态位，不仅有助于及时恢复生态系统的正常功能，还被一些生物学家认为是一种最节俭的补救方法。例如，马斯克林陆龟属（Cylindraspis）对印度洋岛屿上的生态系统起到有选择性地食草和传播种子的功能，而当该物种灭绝后，亚达伯拉象巨型陆龟属（Aldabrachelys）就曾被引入，替代原来马斯克林陆龟属的生态位，用于恢复该岛屿的生态功能。③ 第二类，用于解决与人发生直接利益冲突的物种保护。这种情况主要是指生活在人类生活区附近的野生动物，特别是食肉类野生动物（如豹子、狮子、狼等）对栖息地附近的牲畜进行捕食，造成居住在周边的农场主持续蒙受经济损失。据报道，美洲豹不仅是大型猫科动物中分布最为广泛的，而且它们的栖息地也常常选在临近人类的生活区域。④这就增加了美洲豹捕杀牲口的风险以及降低当地居民对它们的包容度，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人类对美洲豹的大量猎杀。并且这种冲突的发生概率预计在将来还会持续增加。据统计，食肉动物中75%的猫科动物都涉及人类—野生动物这类的冲突，而这其中有43%属于受保护的物种。因此，一些人认为，利用物种辅助迁移这种避免野生动物致死的方式应该被鼓励。⑤ 第三类，用于那些迫切需要被拯救的濒危物种而采取的保护策略。绝大多数情况下，濒危物种无法适应原生地的生存与全球气候变暖的生态危机直接关联。罗伯特·皮特（Robert L. Peters）和琼·达林（Joan D. S. Darling），被誉为将物种辅助迁移引入现代生物保护思想的先行者。通过研究过去的化石记录和气候预测数据，他们阐述了许多物种开始向高纬度地区迁移的过程，用以缓解气候变暖带来的气温和气候变化对自身生存的威胁。他们根据预测气候急剧变化的速率以及对许多栖息地破坏的程度，提出对面临消失的物种个体应该被迁移到新的保护区的建议。⑥事实上，这种建议并非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在过去十几年中，由于气候变暖而进行物种辅助迁移的案例遍布多个国家：在英国，有两种蝴蝶物种已经被成功迁移到更北边的地方;在加拿大，也有几十种树被移植到远离它们原生长地的地方;在美国，濒临灭绝的针叶树也从佛罗里达州移栽到数万公里远的北卡罗来纳州。 二、物种辅助迁移中争论的问题 从实际情况出发，由于物种辅助迁移的保护方案与其实践相关的生态风险、技术可行性以及预算成本等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些都使得对物种辅助迁移的评判难有定论，而这些不确定性的因素造成其受诸多问题争论的困扰。 1.物种辅助迁移与生态风险的争论 由于物种通过人为辅助迁移到非原生的环境中，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