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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图书馆空间的认知体系 在传统的认识中，图书馆空间是一个有着固定尺寸和建筑外壳的物理实体，一个被动、刻板、静止的“容器”。年意大利都灵市召开的国际图联卫星会议提出了“作为场所与空间的图书馆”和“作为第三空间的图书馆”两个命题，标志着后现代“空间转向”思潮已经开始对图书馆空间观念和建筑设计理念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在吴建中等学者的倡导和引领下，国内学术界也为图书馆新的空间思考模式敞开了大门：“信息共享空间”、“社会公共空间”、“第三文化空间”、“知识共享空间”、“社会创新空间”、“学习交流空间”、“知识生活空间” 、“休闲娱乐空间”等多元化阐释，赋予图书馆空间许多新的活力。然而，图书馆“空间转向”不仅是空间概念的转向，更是空间认知体系或“空间认识论”的转向”。图书馆空间与“第三空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图书馆空间有没有自己的逻辑边界和独特的文化形态？图书馆“空间转向”的实践意义何在？都是“空间转向”研究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 基于“空间认识论”转向的“第三空间” 最早提出“第三空间”概念并做出系统理论构建的，是美国当代著名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Edward W. Sawyer）。索亚在梳理和整合前人各种空间理论基础上，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和当前文化研究方法结合起来，集中探讨了人与社会生活空间的关系。 在索亚以前，人们看待空间、特别是城市空间主要有两个视角：作为第一空间的物质视角和作为第二空间的精神视角。前者将空间当做物质化的“实践性空间”，是自然事件展开的场所和舞台；后者将空间看做精神意义上的“构想性空间”，是思想和观念活动的领域。但在索亚看来，尽管“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关涉到城市空间真实和想象的两个层面，但是这种二元区分的思考模式没有表现出城市空间的真正活力和复杂性[]。因此，索亚一直致力于探索、构建一种超越传统空间认识论的空间理论，这就是汇集了物质与精神、主体与客体、抽象与具象、真实与想象的“第三空间”。索亚认为，“第一空间认识论”侧重于建立关于空间的形式科学，其认识对象主要是感知的、物质的空间，可以采用观察、实验等经验手段直接把握；“第二空间认识论”的注意力集中在构想的空间而不是感知的空间，主要表现为反思的、主体的、内省的、哲学的、个性化的思维活动。相比而言，“第三空间认识论”既是对第一、第二空间认识论的解构，又是对它们的重构，主要用于探索传统空间理论没有认识到的新问题[]。 当前国内图书馆“空间转向”研究，主要采用美国社会学家雷·欧登伯格（Ray Oldenburg）的“第三空间”概念。那么，索亚的“第三空间”与雷·欧登伯格的“第三空间”有着怎样的联系？简单地说，雷·欧登伯格正是在索亚“第三空间认识论”的基础上，将城市空间进一步划分为三个具有不同空间感受的部分：即作为第一空间的家庭、作为第二空间的职场和作为第三空间的公共场所。尽管雷·欧登伯格的“第三空间”与索亚的“第三空间”逻辑边界完全不同，但他们在人与城市空间的关系问题上，有着完全一致的理解：人是城市空间的创造者，但城市空间也是有生命的，“它决定着我们在干什么，在想什么，以及和谁在一起” []。由此可见，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及其研究视角，彻底颠覆了以往的图书馆空间观念和认知习惯，要构建图书馆空间新的认知体系，就必须将图书馆空间问题“提升到一种特殊的理论研究对象高度”[]。 图书馆空间的“逻辑边界” 任何形式的空间——无论它是物质的、精神的还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都应该有一个基本的逻辑边界。尽管传统空间理论通常将空间二分为“自然空间”与“人造空间”、“物质空间”与“精神空间”、“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地理空间”与“历史空间”等等。但在“第三空间”视角下，所有这一切都汇集为一个整体性的空间。空间内涵与结构的变化，要求我们必须在新的空间思考模式之下，重新界定图书馆空间的“逻辑边界”。 雷·欧登伯格按照自由、宽松、便利三个前置条件，勾勒出“第三空间” 的基本逻辑边界。他认为：“第三空间”是一个公共交流的地方，没有作为第一空间的家庭角色束缚，也没有作为第二空间的职场等级意识，人们在这个空间中，不受功利关系限制，可以自由地释放自我。按照这个界定标准，“第三空间”不仅包含了雷·欧登伯格所说的“城市中心的闹市区、酒吧、图书馆、咖啡店、城市公园等”，而且还应该包括那些具有共同属性的都市生活空间，如文化馆、美术馆、博物馆、体育馆、影剧院、音乐厅或者任何一个脱离了家庭和职场约束、能够给人带来某些特别空间体验的地方。因此，在“第三空间”的逻辑边界内，实际上包含着许许多多个用于满足都市居民多样化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的、功能各异的空间。如果将“第三空间”看做一个全集，那么图书馆空间就是这个全集中的一个子集，明确这个子集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