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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国书馆学史》课程应该教什么 离开学科史，所有的人文科学都无法达到学科自省。所以，中国古代的哲学史、文学史、法学史、档案学史等都成了高校相关专业本科生的必修课，甚至连数学本科专业也开设了《中国古代数学史》课程。我国图书馆学本科教学中有关“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史”的内容是在《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的名目下开设的，这跟武汉大学谢灼华教授主编的同名教材有关。谢著以《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为名，既反映了我国图书史研究先于图书馆学史研究、甚至一度替代图书馆学史研究的基本事实，也与“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图书馆”尚在疑是之间有关。事实上，谢著“在论及中国古代图书馆历史时均采用‘古代藏书，‘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寺观藏书’等术语”，正是刻意回避“图书馆”一词的。我们认为，中国古代藏书机构从事的是文献的收集、整理、利用活动，为灿烂辉煌的中国传统文明提供了文献保障和信息支持，它们虽然与西方的library并不全然等同，但并不妨碍我们称其为“图书馆”。而基于数千年图书馆实践，我国古代也必然存在图书馆学。如果一定要用近现代西方学术概念来苛求，中国古代恐怕连哲学、文学甚至数学等也不存在。 学理和材料往往是统一的。对古代图书馆(学)的上述认识，使得谢著有关“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史”的内容满足于排列材料和交待背景，在文本生成史的框架内提供一些有选择的知识，再现历史现象的要求被毋庸置疑地凌驾于发掘学科精神的要求之上。这一取向导致古代图书馆学史的教学和研究总是事实陈述远远多于意义阐释，难以参与当代文化建设，必然为当代文化所冷落。我们认为，提供意义和价值是现代学科的基本要求，民族性和历史性都不能绕过这一前提。否则，学科史课程的宿命只能是日益堕落为一门边缘学科和纯文献学科，只能被责难“那玩意儿有什么用”而又无以为对。总体而言，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史的学术旨趣和教学重点应放在以下三大方面：第一，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是如何适应并支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从而从特定学科的角度为传统文化的类型和特征提供惟一性的解释和说明。第二，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在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的历史延续和时代更新中应发挥什么作用，从而基于民族本位立场，消解晚清以来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取向。第三，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对于世界图书馆学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意义，从而为世界图书馆学研究贡献自己的智慧，确证中国图书馆学并不只是欧美中心之外的一种边缘化学术。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在传统文化中的独特作用 从人类学的观点来看，人类文化的传承基本上是依靠一个比任何动物都更为复杂的信息传播系统。而文献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文献收集、整理和利用的完整系统乃是人类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从这一意义上说，基于古籍收集、整理和利用的古代图书馆学思想暗藏着中华民族得以在历史长河里绵延的文化密码，它在传统文化中具有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独特性和惟一性。 一方面，古代图书馆学积极适应并支持了传统文化的基本面貌和发展走向，通过古代图书馆学文献中的“客观记录”能够还原和揭示传统文化的原貌。例如，数术在秦汉之际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尽管这可从《左传》、《史记》、《汉书》等传世文献中零星读见；断限在秦汉之间的出土简帛中也发现了大量的数术类文献，但古代图书馆学文献对数术的记录和反映却是独一无二的。据《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记载，在西汉“中秘”(皇家图书馆)所藏种文献中，数术类文献有“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占总文献数的％强。进一步分析可知，当时的数术包括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六个门类；古代的“天文”本质上是占星学，“历谱”本质上是日忌学，与今天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天文历法学并不等同；蓍龟类收有“《周易》三十八卷”，表明今传《周易》一书在西汉时期只被称为“《易经》”，“《周易》”之名另有所指；从杂占类所收文献名称来看，梦、衣物、喷嚏、耳鸣、六畜、蚕、鱼、鳖、刀剑都可以用于占卜吉凶等等，这些学术结论只能通过古代图书馆学史来提供。并且，作为一门具有“自性”确定内容的学科，古代图书馆学包含着独特的学科知识和学理结构，只有对它们有了深刻了解之后才能对传统学术和文化做出更为准确的解释和说明。例如，清儒王念孙在训诂和校勘方面成就突出，但他因没有掌握图书馆学的基本知识，在校勘《汉志》“《曲台后仓》九篇”时也犯了错。其《读书杂志》曰：“后苍下脱‘记’字，则文义不明。”王氏据颜师古注：“如淳曰：‘行礼射于曲台，后苍为记，故名日《曲台记》。”’以为书名“曲台后仓”当为“曲台后仓记”。事实上，《汉志》著录有“蒙省”之例，在“礼类”所著录的《(礼)记》、《明堂阴阳》、《王史氏》、《曲台后仓》这一组相关文献中，后三种都“蒙”第一种《(礼)记》而“省”了那个“记”字。诚如清人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云：“三书皆蒙上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