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曲喻英译美蕴含的外交思维.docxVIP

《孙子兵法》曲喻英译美蕴含的外交思维 被誉为“兵学圣典”的《孙子兵法》，以博大精深的军事思想和外交策略深入人心。自1905年首部英译本诞生以来，先后被译成英、法、日、意等多国文字，仅英译本在近百余年间就多达三十余种。众多国人英译本中，林戊荪译本以选词的丰富多样性、句子结构的逻辑严密性和对本族文化的理解深刻性为读者接受。其创造性的译文处理对保留原文风格和传承中国文化起到积极作用。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腾飞，国内翻译市场出现中译外超过外译中的里程碑式变化。此外，由于国际受众的改变和传播中华思想的需要，近来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粹的《孙子兵法》越来越吸引学者的研究热诚。华杰认为《孙子兵法》表现出超前的唯物世界观，独特的思维方式在认识和实践领域具有价值;王廷文提出战争战略上的全胜是《孙子兵法》中道家思想“无为而无不为”的最好诠释;张有凤对比了《孙子兵法》和《战争论》在制胜理念上的不同，指出“仁道”和“合和”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战略追求;张文忠挖掘《孙子兵法》的现代价值，认为其朴素的哲学思想对弘扬传统道德理念，培育大学生的精神境界具有现实意义;朱旭从孙子“全胜”战略审视崛起的中国，增强国家的软硬实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能有效制止战争、赢得和平。可见，《孙子兵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军事学、史学、管理学、哲学、文学、教育等方面，军事、史学和文学间存在交叉研究，但外交和修辞学的交叉研究空缺，且实践指导研究匮乏。 孙子在谈兵论道时大量使用比喻修辞。然而，曲喻作为比喻中的特殊形式在传递孙子外交思想时不可忽视。通过搜索知网文献发现，曲喻的发文量极低，202X年1月至202X年9月，仅一篇，近三年不超过十篇。将《孙子兵法》中曲喻美学意蕴与我国当前特色外交背景相结合，探究孙子外交思维显得尤为必要。 一、曲喻的定义和美学意义 “曲喻”又名“撇语”，属于传统词格比喻中的一种，是比喻的“变型”。虽有喻体，但模糊性强。正因其特殊性，数量少，只散见于古汉语中。 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提及“曲喻”，认为是以一端相似又超越相似性的“曲径通幽”。这种委婉含蓄的修辞形式现代汉语极少。绕弯子的设喻显示作者丰富的联想，耐人寻味。不同的曲折设喻，无形中拉长了本喻体间的空间距离，延伸了读者对相似性感知的时间跨度，心理上产生对这种修辞艺术的阻隔，遂产生美的感受。 二、中西曲喻的异同 修辞是语言美的艺术，有别于语法和逻辑，美化的语言具有表达方式的均衡美、变化美和联系美。曲喻既是一种积极修辞又是一种语言艺术。大体分为单层相似点的联想、双层喻义的交叉、层层转喻的迂回和相似点未明的含蓄等多种表现形式。这种隐晦曲折的打比方，让读者下意识地从喻体的某一点转移并联想到另一点。究其缘由，人们在追求事物相似性的过程中，本能地用新旧经历进行比较，借助客观条件的同时带有主观情感体验，建立与读者的感受。 与中文的曲喻不同。西方，人们更倾向把毫不相干的事物置于一处，进行出人意料的类比，唤起读者新的感知和认识。“曲喻”用英语“Conceit”表示，源自意大利语“Concetto”。本意指概念（Concept），又被称为“牵强比喻”或“妙喻”。这种妙喻通常分为彼特拉克式妙喻（Petrachan Conceit）和玄学派妙喻（Metaphysical Conceit）两种。中西曲喻建立的理论基础不同，前者强调本体、喻体和相似点间的关系，后者建立在相互作用（Connotative Theory）的理论基础上，是人们思维和行为的一种表达方式。 三、《孙子兵法》曲喻英译美体现的外交思维 曲喻的修辞方式是对历史背景的反映。孙子生活的春秋时期，群雄争霸、战火不断。正所谓“弱国无外交”。孙子在“九变篇”中阐述了实力决定外交的主要措施：化干戈为玉帛的“上兵伐谋、其次伐交”，推行地缘外交政策的“衢地交合”进而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然而，外交是一国借和平手段对外行使主权的活动，语言交流均涉及国家利益和别国间的外交关系。措辞须严谨、含蓄，做到“词强而不激”。作为语言交际中的客观现象，曲喻的使用不仅有助于提高外交语言交际的功能，而且利用将语言文字表现的思想上升到美学境界，促进外交活动的繁荣，反映出春秋时期文化兼容并蓄的高度发达。 （一）“兵形象水”般辩证思维的变化美 思维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活动，在表象、概念基础上通过分析、综合、判断和推理等一系列认识活动的过程。 孙子在“虚实篇”借用象征中国传统智慧的“水”曲折设喻，通过“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Now the law governing military operations is as that governing the f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