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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框架下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升级版 【DOI编号】 10.*****/j.cnki.gjzw.***-*****5 当前，大湄公河次区域（Greater Mekong Subregion，简称GMS）合作已经进入第三个十年，在不断取得成果和进步的同时，次区域发展也在发生变化。中国一直是次区域合作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在新的发展阶段，次区域内各国对中国有了新的期待。202X年12月20日，李克强总理在出席GMS经济合作第五次领导人会议开幕式时提出：“中国愿与各方携手努力，打造中国同次区域国家经济合作升级版”。 202X年3月，中国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提出：“发挥云南区位优势，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国际运输通道建设，打造GMS经济合作新高地，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 深化GMS合作，既是云南建设辐射中心的关键方向，也是缩小东盟各国发展差距的有力举措，更是建设中国-东盟合作升级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积极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下，推进GMS合作升级版建设具有示范和借鉴意义。 一、GMS合作升级版的概念分析 （一）相关理论探讨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学术界对区域合作升级的动因以及如何实现区域合作的升级等问题，并没有非常清晰的论述，但是国内外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仍然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 关于区域合作升级的原因和动力，以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为代表的新功能主义学者，在深入研究欧洲一体化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外溢”（spillover）概念，强调“外溢”是一体化的重要“过程”， 即一些新的合作领域由于原有合作的功能“溢出”而开始具备新的合作基础与合作条件，从而为一体化升级提供新的需求和空间。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则进一步指出，不同合作领域之间的“外溢”是参与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国家对已取得的合作成果不尽满意，意图通过升级和拓展其他合作领域提升原有一体化合作成效的一种重要尝试。 国内学者胡志丁从经济学“引致需求” 模型视角提出，大国与小国之间对经济、政治、安全等利益诉求的“错位”，是大国与小国之间升级一体化合作的重要动力。一方面，小国为了获得更多“经济利益”倾向于与大国开展一定程度的政治和安全合作；另一方面，大国为了不断巩固安全和政治利益，也会在经济利益上对小国做出让步。 关于实现区域合作升级的步骤和路径，加拿大经济学家理查德·利普塞（Richard George Lipsey）将一体化的发展过程分为特惠关税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和完全经济一体化等六个阶段。 但利普塞的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区域一体化发展路径的特点考察不足。约瑟夫·奈（Joseph S. Nye）曾指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在动力、机制等方面可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一体化完全不同。 可以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体化升级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一体化升级路径既有共性，也存在一定差异。就共性而言，经济、技术等功能性领域的基础合作不断向政治、安全等领域“溢出”，这是发展中国家之间和发达国家之间一体化升级的主要依赖路径。经济一体化进程都伴随着一定程度的政治一体化。就差异而言，发展中国家之间一体化与发达国家之间一体化进程的合作基础、利益诉求、体系压力等都有所不同。发达国家之间的一体化合作基础扎实，更加重视政治、安全、价值认同等非经济领域的一体化合作，受体系压力的影响较小，属于主动型升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体化合作基础相对薄弱，往往将生存与发展作为一体化升级的优先诉求。同时，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体化容易受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等体系压力的影响，因此更多属于被动型升级。 针对发展中国家开展的区域合作，国内一些学者提出外部市场对GMS经济走廊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以及为应对市场需求变化而构建起竞争性的“服务”支持体系，是GMS框架下经济走廊功能从“低级”向“高级”演变的主要原因。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制度组织形式、国内政治和地区力量结构是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区域经济合作框架下开展政治与安全合作的主要路径。 （二）GMS升级版的概念与内涵 上述理论梳理显示，区域合作的升级背后有着更高的市场需求、政治需求、社会认同和问题应对等多方面的需求或压力。随着区域经济合作领域的不断深入，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需要加强政治、安全等非经济合作的服务支撑作用，从而对一体化升级的合作内容、发展方向作出新的调整。政治、安全等领域合作的加强反过来也将为经济领域合作的转型、升级提供依托。 GMS合作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实践，与欧洲发达国家之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相比，具有自身的特色。一方面，GMS合作坚持开放、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