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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译理论视角下的意象和意境再现 一、 问题的提出 “意象”和“意境”是诗人表情达意的载体，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灵魂。“意象”是被诗人赋予情感的山川、草木等客观景物和对象，“意境”是指作品中所描绘的客观图景与所表现的思想感情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在情感表达方面，“意象”和“意境”相互交融，互为依托，达到托物寄情、借景抒情的目的;在美学呈现方面，“意象”和“意境”互相映衬，相得益彰，“符合审美注意和审美清晰性等美学原理”（383）。中国古典诗词中“花”的意象充满着浓浓的文化情结，浸润着文化的芬芳，而以梅花为题材的意象更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与审美特性的积淀，文人墨客赋予梅花“高洁”“坚贞”“知音”等诸多涵义，使得梅花的形象丰富可感，成为遣兴抒怀的不朽话题。 言简意繁且寓意深远是中国古典诗词的鲜明特征，宋词中梅花词的意象和意境更是凝聚着中华文化的深邃内涵，具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魅力。宋词的代表人物苏轼和陆游的梅花词更是引人入胜，如何完美地再现其意象和意境以及风格与精髓，对译者是巨大的挑战。对于诗歌翻译，由于理论与研究对象之间固有的亲缘关系，许渊冲的“三美论”和刘宓庆的“翻译美学”等文学翻译理论往往成为我国诗歌翻译研究所采用的理论基点。黄忠廉的“变译理论”不拘泥于文本限制，锐意革新，旨在“求变”，本文着意于思路创新，因而诉诸于变译理论，以许渊冲对苏轼和陆游梅花词的翻译为例，拟通过例证证明变译理论适用于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实践。 二、 变译理论考辩 变译理论是黄忠廉教授提出的翻译理论，是与“全译”相对应的概念（33）。黄忠廉认为，“变译”是“指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 （96）。变译理论丰富了我国的传统翻译理论，也为翻译实践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解决思路。 作为一种新的中国本土翻译理念，变译理论的理论主张和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变译的精髓在于“变”。翻译所要传输的是信息内容，但却往往受制于信息的形式，为了处理内容与形式的矛盾，变通乃必由之路，所以翻译之变化、变革、抑或变异（deviation）理念的诞生具有其历史的必然。“变”是“变译”的根本，“从宏观上来看，变译的本质不是完整地翻译原作，其最大的特点是‘变，改变原作的内容和形式乃至风格”（89）。其次，变译是全译的补充，与全译相辅相成。黄忠廉提出了变译理论的一整套体系和框架，变译理论有其手段、章法、机制、规律、标准等。比起全译，变译更需要策略和智慧，“变译是一种特别的艺术，或者是比全译更多一份艺术的艺术”（78）。所以，“变译的存在不是与全译对立，而只体现为派生、转化和差异，它们并行不悖，共执译事，相映生辉”（86）。最后，变译理论更适合于科学论文。实际上，关于变译理论的适用范畴，黄忠廉对此持辩证的观点。他一方面指出变译更适合于科学论文，另一方面也承认在所有的翻译过程中变通的必要性，这其实也与变译理论“求变”的实质相吻合。他认为“变译是译述文字，信息量集中，逻辑关系明晰，语言凝练，形式简约，基本内容无损，与原作信息核心相近，比全译更适合于科学论文”（85）。但是，他同时借用王克非的话（33）指出“从文化史的立场看，翻译的意义在于沟通，与译本是否至真至善并不成正比”（196）。本文认为，鉴于任何翻译的目的都在于交流，且任何翻译都需要做出适当的“变通”，因此变译的精髓也是适合于文学翻译的。 概言之，变译理论的特征可概括如下：一、从宏观上来看，变译的最大特点就是“变”，即改变原作的内容和形式乃至风格;二、译者对原作的变通受制于读者的深层要求，并受诸多要素的制约，自然不是任意而为;三、变译的存在不是与全译对立，变译与全译并行不悖，共执译事，相映生辉。 变译理论是有其理论根基和学理渊源的。首先，变译或曰“变通”，其理念与我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文心雕龙·通变》中的“通变”一脉相承。在这里，“通变”即“变通”，变通的方式在于“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其主旨在于“新变”，即仿拟创新、触类联想。刘勰的“通变”论还主张，文学创作才思枯竭和理屈词穷皆因“通变之术疏耳”。故此，创作重在“通变”，“变则可久，通则不乏”。当代文学理论家童庆炳也认为，变通是文学创作的必要手段，“变”是文学创作发展的横向运动，“通”是会通古典作品的纵向运动（124）。可见，“变通”乃艺术之本，在文学创造过程中，作家可按照表达情志的需要并根据作家自身的才性特点贯彻变通的原则。由此推之，刘勰的“通变”理念也为变译理论提供了良好的思维理据。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根据作品情感的表达以及译者自身的翻译风格而进行变通。其次，变译是对传统上“直译”与“意译”的“二分法”的哲学思考，诸多翻译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