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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抗战工程“走出去”的重要一步 杨 昱：美国行收获丰硕，反响热烈。请谈谈这次美国行的由来？ 周 勇：我从1979年起开始从事历史研究，已经34年了，其中研究抗战史30年。我一直有个愿望，就是到美国去查找这段历史的档案史料。新中国成立后，因为两国的长期隔绝，国内学界没有条件看到这些材料。改革开放后，国内也只有少数学者有条件去美国查阅资料，这使他们成为了在这方面具备杰出影响力的学者。1995年，受美国政府的邀请，我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当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我专门去过美国国家档案馆，查阅了一批档案。无奈时间太短，所获不多，但是印象非常深刻。尽管美国人给了我再去查找资料的待遇，但由于担任行政工作的关系，这些年一直未能成行。202X年后，随着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工程（简称“重庆抗战工程”）的提出与推进，我的这种愿望就不仅仅是自己个人能够去美国搜集档案史料，更希望作为工程的一个项目，带领一批专家学者去美国，把这些流散在海外的东西收回来。我知道，这件事很难，难在需要领导的支持，难在工作量太大，还难在要有足够的人才，而这些人才又必须既懂历史又外语要好，况且，这也是个很花钱的事情。但是尽管困难，我们这个团队还是努力去实现这个目标。 杨 昱：这次去美国的考察团有23人之多，是出于什么考虑？ 周 勇：此次赴美考察是重庆抗战工程“走出去”的重要一步，具有国家战略背景，属党和政府行为，有很强的图书、档案、文献专业性质。这次出访的直接动因是202X年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许嘉璐来渝考察，他谈到他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看到很多有关中国抗战的史料，其中相当部分与重庆直接相关。为此，他向重庆市委建议派专人到美国去，把这批宝贵的史料搜集回来。于是，市委就责成市委宣传部牵头干这件事情。我们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先是202X年9月邀请在美学习的周昌文前往美国国会图书馆实地调查，掌握了第一手情况。后来，由重庆市图书馆组成“美国国会图书馆抗战文献寻访课题组”，通过网络进行查询，作了充分的前期准备。202X年11月，这个海外搜集计划形成，我们的结论是，这是一件值得花大力气做的功德无量的事。 这件事得到了许多部门和单位的热烈响应，纷纷要求加入。考察团由重庆市委宣传部、市委抗战工作办牵头组织。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周勇为团长，市政协副秘书长谭大辉、市委外宣办副主任文天平、市档案局（馆）副局（馆）长郑永明为副团长。团员包括市委宣传部、市委抗战工作办、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文化广电局、市政府外事侨务办、市档案局（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图书馆、重庆晨报、西南大学、重庆工商大学等单位和部门的专业人员。 此次考察团分为四个组，一个组由各部门同志组成，负责总体指导、联系协调、交流拜访；三个组由专家学者组成，分别负责搜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和罗斯福总统图书馆保存的档案史料。 杨 昱：我注意到，这个考察团中除了专业研究人员外，好像还有市政协的同志以及新闻媒体人士参与？ 周 勇：改革开放以来，重庆市政协对于抗战史研究作出过巨大的努力。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纪实丛书》四题八卷500万字，包括抗战时期的国共合作、国民参政会、重庆谈判与政治协商会四个方面的历史资料；出版过《重庆抗战纪事》、《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战略措施研究》、《马寅初抨官僚资本》。90年代出版了《重庆抗战丛书》16卷、《抗战时期的大西南丛书》。《重庆文史资料》发表了一大批关于抗战及大后方的宝贵史料。进入21世纪，各民主党派、政协委员提出了大量有关抗战史研究的提案、意见和建议。特别是202X年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向市政协党组提出了系统搜集整理抗战史料的建议，市政协主席邢元敏同志批示，由市委宣传部牵头进行。这就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不谋而合了。所以，我们考察团里就有了政协的同志。 至于为什么带媒体的同志参加，这是因为需要适当地作一些宣传报道。抗战工程实施五年了，我们多做少说，甚至只做不说，就为了专心致志地搞，扎扎实实地搞。经过五年，全市各有关部门做了极大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阶段性成果。此次赴美考察是202X年“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工程”正式启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出国交流活动，不但有历史价值，还有新闻价值。这个海外搜集资料的过程，需要记录下来，流传下去，所以在考察团中有了媒体的记者参加。 杨 昱：访问陈香梅与傅高义，是此次访美的一个重要内容。请谈谈你与他们的关系？ 周 勇：陈香梅是一个在中美关系、中国大陆和台湾关系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她是少有的能同时联系中美以及台湾地区高层的人物。陈香梅虽然身居美国，但对中国大陆一直有着很深的感情，尤其是对抗日战争的历史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