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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声重话徐訏青壮年时 作家徐訏果真已被识得？打开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馆藏，有些史料已在坊间传说，有些史料杳无声息地静候开掘，一个新的历史碎片即能开启一种新的理解。越多碎片越能窥见原型——徐訏是怎样的一个历史在场？具有怎样的多维属性？从中也可窥知时代语境、评价者价值取向等因素与徐訏评价之间的微妙关系。 一、30年代上半期：承载前辈厚望的新秀 徐訏在求学时代已小有文名，时为北大教授的德国文学学者杨丙辰对他的诗甚为激赏，1932年徐志摩逝世时，与徐志摩与徐訏二人相熟的杨丙辰写了文章《大诗人、天才徐志摩和他的朋友们》评徐志摩，文中提到：以伟大的天才诗人所应具备的条件而论，徐志摩与徐訏相比而逊色。该文以求真压倒情感的态度，针对当时悼念徐志摩的排场，以及盛赞为“伟大的天才”、“空前的大诗人”，一味说其人品如何“可爱”的诸种现象，杨丙辰戆直地指出，虽然徐志摩有才华，但当前种种已是言过其实。他激烈地指出徐志摩以内容迁就形式、性情浮动、才智不够深刻等缺陷。进而认为，伟大的天才诗人的条件是富有创造性的幻想力、热烈真挚的情感、一点灵明的判断力，就此而言，徐志摩不仅无法与世界级大诗人歌德等媲美，便是与当时的年轻诗人徐伯訏、孙毓棠等相比，也还逊色。徐訏即文中的徐伯訏。文章发表后引发了一场辩论，吴其昌专门撰文驳斥杨文，为徐志摩辩护，而胡适身在的北大当局更以匪夷所思的“过分亲近学生”（其时徐訏为北大学生）为由，将杨丙辰从北大除名。当时刊发文章的吴宓说：“我个人心中确是袒护志摩，然而编辑的天职，遇有好文章，必须以公平的态度急为刊登。”对此笔者认为杨丙辰并非否定徐志摩，只是从制高标准上作出要求并且态度过分激烈。诚然，徐訏比徐志摩更沉郁深刻，其诗在音乐性上也并不逊于徐志摩，不过惟其深沉而不如后者清澈轻灵，二人可谓“各有千秋”的“天才诗人”，但在当时徐訏更显出了“伟大诗人”潜质。 此后激赏徐訏并引为挚友的是文坛前辈林语堂。徐訏初登文坛之时已初具林语堂“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风范，因此林语堂尤其青睐徐訏来稿，进而于1934年任用徐訏为《人间世》编辑，此前还曾就徐訏文章写过评论。那是1933年，先是徐訏发表《谈中西艺术》一文，说西洋研究学问讲究分析而中国讲究综合，至于艺术则刚好相反。林语堂读罢写出《附跋徐訏中西艺术论》一文，文中称他并不赞同徐訏关于中西艺术分析与综合的区别，他认为中国艺术在细处用笔时已超乎局部（分析）而顾虑到了整体（综合）的意境。不过，他对于徐訏关于中国艺术是取乎自然而融入自我一说则表达了共鸣。诚然，徐訏在此文的立论上有些极端，林语堂的意见正是有益的修缮。 1930年代，由于徐訏的编辑身份与林语堂的因缘，鲁迅与徐訏曾有一面之雅，并有过几封书信的往来。显然鲁迅虽能看到徐訏个性，但还是基本视为林语堂门生。1934年鲁迅曾为徐訏文章作过补论。先是徐訏在《人间世》上发表杂文《“□□□□”“……”论》，批评国人为了虚荣或利益之属常违反灵性，不说真话而以“□□□□”或“……”代之，认为这是病态社会的产物，而文化的兴盛与健全全赖于把这些被人排挤掉、忽略掉或是不敢说的话经过深思之后说出来。同为求真者，鲁迅与徐訏文章深深共鸣。很快，鲁迅便以曼雪之名为该文写了《“……”“□□□□”论补》。一开篇鲁迅便谦称其文较之原作“浅薄”。接着说那些能把“□□□□”或“……”未尽之言说出的是中国罕有的《皇帝的新衣》里的孩子——有嘉许徐訏之意——但鲁迅因顾虑于政局而颇有深意地说“然而天气是要冷的，光着身子不能整年在路上走”。最后他将这敏感话题消解在对市场的嘲弄中。由此可见，鲁迅在嘉许徐訏之余，认为他略有些戆直。三个月后，鲁迅在与曹聚仁的通信中先是对他规劝林语堂无效表示“无话可说”，接着说“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出来的。至于陶徐，那是林门的颜曾，不及夫子远甚远甚，但也更无法可想了。”。“陶徐”即指陶亢德与徐訏。联系到鲁迅与徐訏在人生哲学上的歧异①，且鲁迅曾夸赞曹聚仁“赤膊上阵，拼死拼活”，可推知此处鲁迅是认为徐訏不如曹聚仁“奋勇忘我”。且他认为徐訏既与林语堂同为胡适一派，而自己又与徐訏交情尚浅，更无法言及相劝一事。由此可见出另一侧面。及至1935年3月，徐訏为其新居向鲁迅求字，鲁迅赠予墨宝“金家香弄千轮鸣，扬雄秋室无俗声。”等两幅，又可见出其中褒赞。总之，鲁迅对于徐訏是有所保留的嘉许。 美学家朱光潜对徐訏的评价在王一心的《30年代徐訏与朱光潜的通信往来》中已有述要。总之，当1936年徐訏为创办《天地人》杂志而向朱光潜约稿时，朱光潜因对小品文风潮既欣赏又不无忧虑，因此亲切不失严正地在公开信中对徐訏说：你们身在影响力可胜于大学学府的著名刊物，为社会着想，有必要往“坚持的努力”与“高度的严肃”两方面加强。有必要补充的是，尽管当时徐訏因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