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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与民国早期小学语文教育的“儿童文学化” 小学语文教育中“国语”教学的推广和儿童文学的兴起是清末民初社会变革思潮在教育界和文学界引发的新事物。20世纪20年代，儿童文学进入小学语文教育领域，促使小学语文教育日趋“儿童文学化”。在此过程中，周作人独树一帜的儿童文学研究及其教育思想发挥了相当的作用。本文拟探析周作人在1920年代小学语文教育“儿童文学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并探索小学“国语”教学改革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关系。 一、民国早期小学语文教育的“儿童文学化”现象 1920年是儿童文学进入小学语文教育关键的一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于1920年1月训令全国国民学校“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国语”取代“国文”，是“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进入小学语文教育的开始。 实行白话文教学使得小学语文教育的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均出现了暂时性空白：传统的以德育为主导的古代圣贤文章不用了，分科教学以来的识字教材和综合知识教材也不用了，拿什么来教小学语文?又该怎么教?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人提出了用儿童文学作为小学语文教育主要内容的设想。1920年1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儿童的文学》，指出了小学教育、小学生和儿童文学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说“儿童的文学，换一句话便是小学校里的文学。”周氏理论一石激起干层浪。胡适于1921年指出：“近来已有一种趋势，就是‘儿童文学’——童话，神话，故事，——的提倡。”周作人也说：“从这时候(民国十年至十三年之间)注意起儿童文学的人多起来了，专门研究的人也渐出现”。其中，小学语文教育“儿童文学化”现象尤其引人瞩目。 首先，教育学上出现儿童文学研究热。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1909年创办)和中华书局《中华教育界》(1912年创办)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教育杂志。姑以此二杂志为例。创办之初的十余年间，《教育杂志》刊登有关儿童文学教育的文章只有寥寥数篇。但在1921年至1930年间，该杂志上刊登儿童文学教育论文20篇以上，如余尚同《国语教育的新使命——养成文学趣味》，严既澄《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上之价值》，王志成《儿童文学的重要》，钟子岩《童话在教育上的价值之研究》，贺玉波《儿童的文学教育》，等等。几乎与此同时，《中华教育界》也大张旗鼓宣传儿童文学教育。1922年初，该杂志更以专刊“儿童用书研究号”(第11卷第6期)集中发表了20余篇儿童文学教育论文。 其次，小学国语教材的编写渐趋“儿童文学化”。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是清末民初出版中小学教科书和教辅材料的大户，其小学语文教科书的编写体例颇有代表性。以商务印书馆为例，1912年出版《共和国新国文教科书》，编辑意图为“本书包含理科及天文、地理、历史等科之常识，按照程度分配”，“本书注重国民材料，如政治、法律、军事等俱择要编入”，还注重“养成独立自营之能力”的实业学习内容如书信、账簿、票据等应用文章。它代表了民国初期以综合知识为教学内容的小学语文教育模式。1923年商务出版《新学制初小国语教科书》，选材标准是“顺应儿童心理发达之次序，分别选用材料，以满足儿童的好奇心、求知心、扩充儿童的想象力，诱导儿童的直观判断，使儿童自有动机，自愿努力为主要目的”，教学内容分为文学和语言两大类，所选材料则是童话故事、儿歌、小说、儿童剧本等儿童文学。小学语文教材采用儿童文学选文方式，语言教育通过儿童文学材料完成，建构了小学语文儿童文学教育模式。商务版小学语文教科书先前的“综合知识”编写模式遂被后来的“儿童文学”模式取代。这种以儿童文学教育为主的编写体例逐渐成为20世纪小学语文教材的基本模式，沿袭至今。 第三，初步展开了小学语文教育中儿童文学教学方法的研究。小学语文教育“儿童文学化”提出了教学方法改革的问题。以识字和综合知识为教学内容的教学法不再适应以儿童文学为主的小学国语教学。1920年代，教育学界展开了小学儿童文学教学方法的研究，如陈一鸣的《革新文艺教学法的建议》，沈炳魁的《文艺表演教学法》，周法均的《小学低年级的文学教学法》，张九如的《儿童文艺教学法》，沈百英的《小学读文教学的新贡献》，郑振铎的《儿童文学的教授法》，等等。他们提出并探讨了小学儿童文学教育中的识字、儿童文学欣赏和阅读等多个教学问题。 第四，小学语文教师的儿童文学创作逐渐活跃起来。儿童文学进入小学教育后，很快激发了小学语文教师创作儿童文学作品的热情。叶圣陶、陈伯吹等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经历较有代表性。1921年，叶圣陶发表《赶紧创作适于儿童的文艺品》，并在两个月内写出了《小白船》、《芳儿的梦》、《梧桐子》、《大喉咙》等9篇童话。次年，叶圣陶又创作了他的童话代表作《稻草人》，1923年出版了儿童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