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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卷９２之后：诗歌风水在江南 人之一生，春夏秋冬。从重庆到广州，又从广州回四川，再从成都往江南到南京，我所生活和工作过的这些城市，竟如此巧地与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走向命中相连。中国当代诗歌自1978年肇始至今已有30年了，在这30g的时间里，诗歌风水可谓变动不居而又高潮迭起：先是北京今天派以其英雄之姿隆重登场(1978--1985)；接着这股气脉被四川接引，很快，川人就以巫气取而代之，并迅猛地在中国诗歌版图上形成另一格局(1985—1992)；再接下来，诗歌风水又往东移，而后抵达江南这片锦绣明媚的大地。江南诗人终得以将万古常青的灵气突显并为我们供献出另一幅迥然不同的画面。 一座城市有一种方向，一次运动有一种风貌。每一次呈现(或转移)，个中都深蕴了难以厘清的复杂关系和细节，如果有人愿意持续地探究各种因缘际会，那这将是一项重大而又意义的课题。但是，在这里，我仅仅只想呈现它们，正好像我们生活着，而没有说起缘何去生活。发生的已经发生，而未曾出没的也在俟待时机。但是每一次出现，它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消失。甚至可以说，每一次出现就是为了消失，而消失是为了下一次的出现。激情灿烂的北京时代过去了，酣畅淋漓的四川诗歌发生了，接下去是什么，它是否预示了另一个新的时期，或者仅仅只是上面两个时代的重复。如果是另一个新的世界，那么它的新就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从1978到1992这大致的20年里，诗歌在经历怎样不同的变化。因为它是另外的一面镜子。如果说，它重复了这20年，那么就是说，这20年已经成为一种风水气脉，绵久地横延着。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然而诗歌却从来就是旧的，但旧的也就是新的。重复和更新之间存在着一种永恒的辩证法，正好像每个城市暗中呼应，而又各有千秋一样。 这是一个简略的中国当代诗歌风水(或气脉)运行图，但读者见了不要以为我真要从正典的风水学角度来谈论它(按古之说法；风水又称堪舆、形法、地理、青囊、青乌、卜宅、相宅、阴阳)。这里所借用的“风水”概念在本文中却要扩展得多，它既是指19世纪法国学者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说的，地理、种族、时代为三大决定文学的要素；也是指梁启超、刘师培等人说的，地域文化的不同将导致南北之文的差别。而我以为不同的地理、气候、风物、习俗，必形成地学意义上的不同诗歌风水，也即是不同的诗歌气象。或者这样说：我更乐意称这里的风水为一种气象(有时这一种气象占上风，有时另一种气象又作为主导力量，这也是“风水轮流”的说法)。我早年有一句诗：“我在此经历风景的整容”，风景可行整容术，乃指不同的风水可培育不同的人之气质与气象也。　有关中国风水气脉之走向，日本学者三浦国雄与毛纲毅旷曾于1986年5月在日本《建筑文化》杂志上发表过一番见解：“在中国的西北方，想像中的昆仑山即成为生气之源，气脉从那里向全世界扩展，其中的三支从北方开始以北干、中干、南干的形式在中国的大地上流动。这三大干龙与黄河、扬子江等大水系有关联。从那里分出许许多多的支流。整个国土就这样被气如网络似的东西覆盖着。‘气’是沿着中国的地势，从西方流向东方的。三大干脉中的南干，指的就是南京、香港、上海等地方，大致是长江以南一带。中干就是洛阳、西安等这样的大都市吧!北干，则经过沙漠，通过旧满洲，延伸到朝鲜的白头山方向。‘脉’这种东西的流动是很厉害的。与水相似，虽说不是水本身，但因为人们考虑在有水的地方气才流动，也就是风水中说的‘得水’。”这便是所谓风水学中的“藏风得水”。二位学者所谈的三大干脉的走向是从纯风水学理论这一意义上讲的，而我更是倾向于在文学或诗歌范围内指认唯有南北二干这一经典(文学或文化意义上的)说法。譬如刘师培便在《南北学派不同论》中从地理学(地理也称地学，谓风水之别名)之角度讨论了文学风格的形成与地理的关系。他从此出发果断地指出南北之文的差别： 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务。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务，故所著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 在总论之下，刘师培还作了细分，以为南方文学表现为“清绮”、“哀艳”(按：如潘维)；北方则“体峻词雄”、“粗厉猛起”(按：如多多)；“大抵北人之文，猥琐铺叙以为平通，故朴而不文；南人之文，诘屈雕琢以为奇丽，故华而不实。”(按：如陈东东)地理不同，诗歌风水亦大不同也。 不仅刘师培，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也对南北之文的不同作过尽人皆知的阐释：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亦。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按：如徐枕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