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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中国当代先锋写作的一面镜子 汪曾祺通常被视为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肇始人，他在小说文体和小说观念上的诸多主张和实践，开启了随后兴起的先锋文学的先河。比如他主张文体之间的交叉和融合，“打破小说、散文和诗歌之间的界线”；否定典型理论，认为“不存在典型，典型是说谎”；认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主张“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等等。这些主张既涉及到小说形式层面的变革，又具有观念革新的意义。对汪曾祺而言，形式不再孤立，而是具有内容的意义功能，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这种文体的趣味非常吻合先锋文学的形式主义理念。因为在先锋文学那里，形式不但具有意义，而且某种程度上显然还超越了内容，成为写作追求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无论是马原的“叙述圈套”，还是格非的“叙事迷宫”，还是扎西达娃等的魔幻笔法，其实既是方法论，更是世界观。但奇怪的是，20世纪80年代汪曾祺的写作与先锋文学并行，但当先锋文学盛行的时候，却很少有人注意到汪曾祺这位先锋文学的鼻祖，而几乎所有的文学史在论述先锋文学时，都没有将汪曾祺纳入先锋文学的范畴。这是无意的忽略，还是对文学史的人为的简化？ 有意思的是，汪曾祺的先锋意义再次被提出、被重视，则是在其去世之后，而提出者恰恰主要是当年的那一批先锋作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格非和李锐。格非主要从小说观念和文学传统的角度公开认为，“汪曾祺是先锋文学第一人”；而李锐则从形式变革的角度，激进地认为“新时期小说文体的变革是从《受戒》开始的”。除此之外，相当多的不同倾向的作家都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了汪曾祺写作的先锋探索，比如余华对汪曾祺小说中方言运用的借鉴；李陀认为汪曾祺小说是对“毛文体”的反动；阎连科对汪曾祺小说语言去政治化的欣赏等等。如同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资源一样，这种迟到的“追认”，使汪曾祺在某种意义上，也几乎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资源。如何看待这种来自先锋写作阵营的高度的评价？在我看来，这是中国当代先锋文学在经过多年的发展之后，一些曾经的先锋作家们，以汪曾祺为参照，表现出对中国当代先锋写作的理性审视和艺术反思。在这种意义上，汪曾祺成了中国当代先锋写作的一面镜子。 一、“先锋”的固有属性与中国先锋文学语境的简化 汪曾祺与先锋文学之间的渊源关系，早已是一个公开的文学史话题。但汪曾祺到底是不是先锋作家？或者进一步说，汪曾祺是在何种意义上被视为先锋作家？这是在汪曾祺与先锋文学之间，有待阐明的一个基本问题。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要弄清楚，什么是“先锋”？“先锋”具有哪些基本属性？作为一种社会学和文学的专门性特征表达，“先锋”是一个历时性的概念，其内涵与外延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众所周知，从辞源学角度来讲，“先锋”最初是一个军事术语，指的是军事上的前行战斗力量。在汉语中，“先锋”一词最早出现于《三国志？蜀？马良传》：“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这里的“先锋”指的就是先行战斗力量。在西方，这个概念的出现较中国要晚了一千多年，据马泰？卡林内斯库考察，在16世纪下半期，法国人本主义律师和历史学家埃蒂安？帕基耶（1529-1615）在他的著作《法国研究》中，最早地使用了“先锋”这个词汇：“……随后展开了一场针对无知的光荣战争，我要说在这场战争中，塞弗、贝兹和佩尔蒂埃构成了先锋……从而使另外一些人在他们的旗帜下投入了战斗。”这里的“先锋”同样指的是一个前行的战斗力量。从词源来看，这个概念中西同旨。这就形成了“先锋”概念的第一个属性：前卫性。 “先锋”概念虽然较早地起源于中国，但在几乎静态发展的漫长的封建时代，这个概念基本局限于军事领域。而在16世纪之后的启蒙主义时代的欧洲，这个概念却获得了飞跃式的发展。在19世纪上半期，随着英法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先锋”这个军事概念逐渐进入社会学领域。当时，傅立叶、欧文和圣西门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们在构想未来的理想社会形态的时候，往往把那些具有超前性质和乌托邦幻想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形态，用“先锋”来指称，用以表明与传统和现状的区别。比如在1844年12月12日，在英国北方小镇罗虚代尔的法兰绒纺织厂，工人们要求增长工资而举行罢工，失败后组织了世界上第一个用来自我救助的消费合作社——“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这里的“先锋社”显然指的是一种超前的社会组织形式，是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次实践。这里的“先锋”概念表达，除了超前性（前卫性）特征之外，还表明了它对现状的叛逆和指向未来的乌托邦属性，从而形成了“先锋”概念的另外两个基本属性：叛逆性和乌托邦属性。 在19世纪中期，“先锋”概念从社会学进入文学艺术领域，其表现就是当时大量“先锋派”艺术家的出现。据《剑桥百科全书》记载：“先锋派（Avant-garde），最初用以指19世纪中叶法国和俄国往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