撬动现代小说的固有概念.docxVIP

撬动现代小说的固有概念 我对大任先生仰慕已久。大约四十年前，我在北京上大学，那时候改革开放的尺度很大，订阅香港的一份左派杂志，每个月都可以寄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收到以后，别的不看，先读两个人的文章，一位是张北海，一位就是刘大任。张北海的随笔讲纽约掌故，文笔老辣，妙趣横生，不知道后来有没有集成集子，听说他最近写了一部武侠小说？刘大任的是很现代的短篇小说，感觉非常新鲜，但骨子里又很有中国味道，连题目都叫《杜鹃啼血》什么的。所以四十年后听说有出版社要出刘先生的文集，而且要出二十几本，我就极兴奋，说了三个字：大手笔！ 前几天，台湾的人间出版社，推出了《陈映真全集》，是由陈先生的朋友们集资，从他们的退休金里拿出钱来出的。咱们这边，则是由南国边陲，一个不太知名的出版社，推出了《刘大任集》的最初的四本。我敢说这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或者世界华文文学史或者左翼文学史的“大事件”，现在就可以这样铁口直断，也许过若干年后会更加肯定。 大任先生写的小说，既是“现代”小说，又是“中国”小说，这两者怎样综合起来谈，不太容易。昨天大任先生的演讲中提到，每一个现代作家都面对着两样东西：“世界”和“自我”。这两样东西，都不再是黑白两分、善恶分明的了，而是陷入了“暧昧难明的领域”。我想，“现代中国小说”也属于这样的错综复杂的、决非不证自明的概念。讨论现代中国小说，不能回避鲁迅这个“原点”或“原典”。大任先生的《枯山水》有一篇《从心所欲》，副标题就是“仿鲁迅《在酒楼上》，错其意行之”，摆明了要我们读者参照鲁迅来读他这篇小说，结果发现穷愁潦倒的吕纬甫摇身一变，成为京城里呼风唤雨的基金会CEO。鲁迅说他写小说凭的是一点点医学知识和读过的百十来篇外国小说。那些小说当然都是些现代小说，东欧的、俄国的，还不是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现实主义，而是安特莱夫这样的象征主义作品。他跟周作人一起译的《域外小说集》，其中一篇《谩》是他译的，“谩”就是“瞒”，因为当时他跟着章太炎学《说文解字》，喜欢用古字。《谩》是一篇精神错乱者的第一人称自述，疑心别人用谎言骗他，最后是“人生皆为大谩”，整个世界都是谎言。鲁迅后来指出安特莱夫的特点，也是现代小说的特点，就是“安特莱夫的创作里，又都含着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和纤细，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俄国作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如他的创作一般，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表现之差，而现出灵肉一致的境地。他的著作是虽然很有象征印象气息，而仍然不失其现实性的”。—“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表现之差，而现出灵肉一致的境地”，这是什么意思呢？以前的客观存在是从上帝的（无动于衷的）视角呈现出来的，如今却一定要由人物的主观视角来呈现。“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它，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今晚的月亮到底好不好呢？我们不知道，也许很好，也许不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三十多年不见它，这是神经病的视觉呀！这就是现代小说的最重要特征：主客观界限的消泯。也就是刘大任先生昨天说的，“世界”和“自我”都进入了暧昧难明的领域。 我们可以举大任先生的小說为例，为什么说《当下四重奏》是现代小说？用四个第一人称讲同一个故事嘛，福克纳的“喧嚣与骚动”嘛，这很明显。但我要说小说开头第一句，就是现代的写法了。“园锹一下去，便感觉不对了。”这是主观感觉，同时又是客观动作。主观是手握园锹“感觉不对”，客观是“移植海棠”，而“海棠”有象征意义（海棠、海棠叶、海棠花，移植的问题，扎根的问题，无处可扎根的问题—整本长篇小说的主题呼之欲出了）。跟着这“象征”，“诗意”也进来了，“抒情性”也进来了。你可以比较一下古典的写法，鲁智深醉拔垂杨柳，你得先写莽和尚膀大臂粗，喝醉了，一帮小混混围着起哄；再写垂杨柳如何高大根深，树围若何；最后才由旁观的林教头嘴里一声喝彩：好！在这里垂杨柳就是垂杨柳，只是用来表现鲁智深力气大的道具，没有象征，当然也没有诗意和抒情。现代小说不会这么写，现代小说家会把一切都从林冲眼里看出，放在林冲的视觉里呈现出来，一开始就奠定英雄惺惺相惜的调子。 那么鲁迅一开始就抓住了现代小说的精髓，主客观融合，从《狂人日记》“一发不可收拾”，集成一本《呐喊》，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这时候，一批留学日本、英美的海归也回到了中国，他们跟鲁迅这个“业余写小说”的医科生不同，他们是学过《文学概论》的，很敏锐地指出来：《呐喊》里的许多篇，根本就不是小说（像《一件小事》《鸭的喜剧》，多年以后，作家王朔就说“我读六年级的女儿也能划拉一篇出来”）。鲁迅当然很气闷了，以至于多次告诫青年作家，千万不要相信“小说作法”之类。其实他是感受到了《文学概论》的压力的，所以到了写《彷徨》的时候，他自己说：“……此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术稍微圆熟，刻划也稍加真切，如《肥皂》《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