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之气与“冷峻”之风.docxVIP

“天真”之气与“冷峻”之风 李锐的短篇小说《丢失的长命锁》原名《丢失了的长命锁》{1}，初刊本发表于《山西文学》1982年第7期，后收入作家的第一本小说集《丢失的长命锁》（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遂改标题为《丢失的长命锁》。 这篇小说的发表时间距李锐的处女作《杨树庄的风波》（《山西群众文艺》，1974年第1期）发表时间已有八年，属于他早期作品中较有特色也相对成熟的一篇，从作家以此命名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也能洞见一些端倪。李锐曾指出，他真正的文学创作是“从《厚土》开始的。在其之前的十二三年虽然也写了一些作品，但只能算是学习和准备”{2}。毋庸置疑，《丢失的长命锁》属于李锐的学习和准备，但这篇小说的诸多特质需要细读加以查探，这能为我们更好地理解李锐打通经脉。 一、成长小说与“长命锁” 《丢失的长命锁》是一篇带有成长意味的短篇小说，或曰，它是一篇不具有史诗性质的成长小说。成长小说源于18世纪末期的德国，这类小说的主角要经历一个历练过程，他们通常从年幼无知转变到熟谙世故。社会现实，或重大事件，是他们自我改变的契机。但是，西方的成长小说要叙述主人公思想、性格的发展变化，以及他们的各种经历和遭遇，甚至包括他们的精神危机，所以容量博大，具有“史诗”品格。《丢失的长命锁》属于短篇小说，显然不具备史诗性质。但是，它披露出了小说主人公的成长历程，通过个人史上的重大事件将自我的“成长”目的达成，并以此获得与成长小说相似的审美效果和艺术追求。 胡适曾对短篇小说进行定义：“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3}如鲁迅所言，“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丢失的长命锁》就是这样一个生活的“横截面”，或曰“侧面剪影（silhouette）”的铺述，它讲的是一个十七岁少年长锁只身杀豹的故事。长锁年幼丧父（其父是村里出名的猎人），所以母亲想尽办法对儿子这棵独苗呵护和宠爱。为了让儿子顺利成长，她专门请来神官念咒做法，最后神官用朱砂在一把红铜打制的“长命锁”上画了符咒，叫永世不离戴在身上，并将婴儿名字从“长喜”改为“长锁”。从此，小家伙便人不离锁，锁不离人。 随着时间推移，长锁逐渐长大，但母亲的过分疼爱以及自己佩戴“长命锁”的缘故，总是受到村里同龄伙伴的哂笑、挤对。有一天，村里的男人成群结队地上山打猎，比他大一岁的旺儿故意气他：“长锁，你还小哩，才十七呀。等长大了跟你妈一块去吧。”一赌气，长锁便安置了父亲当年用的地炮。第二天，地炮就响了，长锁遂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提斧上山。地炮伤了一只豹子，在经过你死我活的拼杀之后，长锁负伤得胜而归。当他回到家，母亲先是心疼儿子的受伤，然后便是塌天似的尖叫：“锁儿，你那锁呢？”原来和豹子搏斗时，“长命锁”被野兽抓断遗落山上。于是，母亲苦苦要求长锁去找，但长锁毅然拒绝了泪流满面的母亲。猎物打到了，“长命锁”丢了，长锁也自此长大成人了。 《丢失的长命锁》虽为短制，却是一篇带有成长意味的小说，“长命锁”这个富含民族特征和文化意蕴的物品充当小说的标志，它的存在与否成为长锁长大成人的关键所在。 二、小说的对话性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人的本质是社会性，人是由各类社会关系组成的复合体。上世纪90年代，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在文论界刮起一阵狂潮，并在《诗学和访谈》中斩钉截铁地指出：“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5}2021年，文艺理论家李衍柱在《巴赫金对话理论的现代意义》中如是说：“将一切社会关系与人联结、沟通起来的第三方必然是由话语呈现出来的对话关系。”{6}如此一来，“对话”成为显示人的本质属性的必经之径。 在巴赫金的理论体系中，文学活动存在着多种对话关系，作品中的人物与人物、作者与人物、读者与人物、作者与读者都存在不同的对话关系。显然，在《丢失的长命锁》中，作者李锐与其笔下的人物长锁也具有明显的对话关系。 长锁自小将母命视为权威，之后便一直活在同龄人的嘲讽中，于是他力图通过“打猎”证明自己，最后他不仅打得豹子，还将禁锢自己的“长命锁”落在深山。随着他决绝地拒绝母亲“找回长命锁”的要求，囚禁他的枷锁便被卸下，长锁借此收获了个人意义的成长。在小说中，作者李锐和长锁的对话一直存在。长锁的丧父经历和李锐早年的悲惨经历类似，所以二人在彼此的心理世界相遇。之后，李锐便一直劝说长锁进行“成长突围”。略带表演性质的“猎豹”对长锁来说意义非凡，而偶然性地“失锁”更是将故事引向高潮。面对涕泗横流的老母亲，长锁的心理防线几近崩溃，这时候李锐适时出现并将长锁从屈服的边缘拉了回来，长锁幡然醒悟，然后告诉李锐他“再也不会向母亲的眼泪屈服了”。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