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的法律发展刍议.docVIP

PAGE PAGE 1 科学发展观的法律发展刍议 本文 科学发展观是一切发展的指导思想,当然也是法律发展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客观上要求法律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要求,必须保持法律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一、法律发展必须“以以人为本”为核心 在西方,古希腊的城邦文明就已经孕育了“以人为本”的思想,英国学者阿伦?布洛克曾经指出:“古希腊思想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是,它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的。”!”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大旗被高高擎起。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的人文主义还停留在观念层面,对法律的影响并不大。直到十七世纪以后,随着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人文主义倡导的一些内容,如自由、平等、人权等才被写进了法律,如英国的《权利法案》、法国的《人权宣言》、美国的《独立宣言》和1787年宪法等等。但是,这主要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事实上,广大人民的自由、平等和人权并没有得到多少实质上的保障。在历史上,甚至还出现了德国法西斯利用《魏玛宪法》对内残酷镇压,对外疯狂侵略的罪恶行径。此后,在深刻反省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的基础上,许多国家都将人权、人的尊严等内容写进了自己的宪法,并且通过一系列部门法的制定与修改为其提供了许多具体的保障措施。特别是二战以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对人权问题还达成了妥协性共识,在1948年和1966年的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上先后通过了《联合国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为人权保护提供了系统的国际性保障机制。在中国,“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管仲为保护“耕战”而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孟子又提出的“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这些思想对中国的传统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虽然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总的来说,其积极影响是十分有限的,因为在封建专制统治下,法律只是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的一种工具。因此,中国传统法律基本上是以义务本位的,而不是以权利为本位的。统治者很少或根本不考虑广大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只有在发现以原有的方式已经无法进行统治的情况下,才会制订一些保护百姓利益诸如“休生养息”之类的政策或法律法规。而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在我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为指导,逐步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党的十二大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被确定为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的根本目的。此后,在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上,又逐步提出了现代化的进程取决于劳动者素质、国民素质的战略思想。不过,在这一阶段,人的需要的满足,人的素质的提高,还仅仅被视为发展经济的一种手段。而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江泽民同志提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第一次明确了人的发展不是手段,而是目的。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标志着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在中国的正式确立。中国共产党不仅逐步确立了人在发展中的应有地位,而且将“以人为本”渗透到立法、司法等各个环节。在我国的现行宪法中,既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各种自由和权利,又明确规定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各种途径。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变化,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2004年修宪时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由于宪法的宏观性、抽象性和非诉讼性,所以又辅之以从经济法到文化法,从基本法到地方法规等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法律法规,将宪法规定的各种权利进一步具体化,使之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自由和权利。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有些权利还缺乏具体的法律保障。因此,要落实科学发展观,体现“以人为本”的价值要求,就必须:第一,将“以人为本”入宪。我国已经先后加入了一系列的国际人权公约,人权保障条款也已经被写进了我国宪法。作为我国人权保护的理论基础———“以人为本”,不仅是凝聚我国社会各阶层的共识,而且实际上已经成为我国宪政制度建构的指导思想,因此,现在不仅有必要而且有条件将“以人为本”直接写入宪法文本。第二,“以人为本”不能仅仅停留在观念上或口号上,应当成为实实在在的权利。对于一时无法实现的权利,可以暂时不写进宪法。但是,对于人民的各种需要(应然权利),一俟条件成熟,就应当将其变成宪法上的权利。比如,我国宪法修正案第23条的规定,即“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实际上就是在经济发展基础之上,对全体公民的应当享有的社会保障权的一种宪法确认,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性和现实性的统一。第三,建立司法审查机制,对有违“以人为本”精神,与宪法